陈桥兵变之后，赵匡胤黄袍加身，由殿前都点检变成了皇帝。进宫不久的某天，见一宫女抱着一个年幼的男孩，便问这是谁呀？宫女说这是周世宗的儿子啊。周世宗就是赵匡胤原来的老板柴荣。当时，恰好赵皇帝手下大臣范质、赵谱、潘美等人随侍在旁，他们同赵匡胤一样，原来都是柴荣手下，只不过如今换了天下，随了赵老板而已。赵匡胤回过头来问他们，该如何处置这没了爸的孩子？赵谱等人说：杀掉算了。唯独潘美在身后默不作声。赵匡胤便问潘美认为如何，潘美低着头，不敢回答。赵匡胤也没逼问，只是望望天，喃喃自语地说：“即人之位，杀人之子，于心不忍啊！”潘美这时接茬了，说：“我和您都曾经是周世宗的手下，劝您杀这孩子，那对不起世宗，若劝您不杀，您必然会怀疑我的忠心。”赵匡胤觉得有道理，就顺势对潘美说：“世宗的儿子不便做你的儿子，就给你做侄子吧。”潘美便把这孩子带回家，当成自己的亲骨肉一样，悉心教养。从此以后，对于这孩子的事，赵匡胤不闻不问，潘美也从不向他提及，就象这孩子从未出现过似的，君臣间形成了一种默契。赵匡胤是一个认真听取意见、从善如流的人，不仅如此，他还能顺水推舟地把孩子作了巧妙的安置，既不用担“即人之位，杀人之子”的骂名，又因为孩子有忠臣潘美监护，不用担心今后兴风作浪，一个皇帝能把事情处理得如此符合天道、人情、己意，殊为难得。

　　武夫当国的赵匡胤一直保持着一个有趣的玩乐，便是常常在后花园用弹弓弹麻雀。一天，他玩得正起劲，一大臣声称有急事求见，尽管极不情愿，但听说是急事，赵匡胤还是立刻接见了这个大臣。然而听了汇报，却发现对方啰啰嗦嗦只是寻常小事而已，便大怒，责问他为什么要撒谎。大臣说我没有撒谎，因为我认为再小的公务也比弹麻雀紧急。见对方还顶嘴，赵匡胤更是怒不可遏，随手抄起一把斧子，用斧柄打落了大臣两颗牙齿。大臣没叫痛，也没哭泣，只是俯下身，默默地捡起牙齿放到怀里，收藏起来。赵匡胤说，你收起牙齿，难道要去告我？大臣说，在下虽然无权告陛下，但将来自会有史官把今天的事情记载下来。赵匡胤听了这话后，气忽然间消了，且慢慢欣赏起对方来，最后还赏赐他许多金帛。这是个有趣的故事，虽说是千余年前的事情，但今天读来仍然能感受到里面的人性光辉，大臣不卑不亢、不屈不挠的样子，显得憨直可爱。而皇帝在震怒之下能幡然醒悟，知错就改，并以赏赐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悔意，也说明他有敬畏之心，算得上一个肚里能撑船的皇帝了。

　　但不要因此而以为赵匡胤是一个心慈手软、毫无心计的坦荡君子，坦荡君子是夺不了天下、坐不上龙椅的，他是当仁则仁，当狠则狠，认准的事，特别是有利于加强皇权、巩固地位的事，则该出手时就出手。唐朝五代以来，皇帝同大臣们议事，都会给宰相一级的大臣安排椅子就座，甚至还有茶水。赵匡胤第一天上朝，范质一班大臣还是象以前一样坐在椅子上，听候皇帝的指示。赵匡胤看着奏折，突然抬起头来，对范质等人说，我眼睛有点花，你们上前来给我说说这奏折上的事吧。等大臣们把奏折上的事向皇帝汇报完回到原地时，才发现所有的椅子都被他安排侍卫悄悄撤掉了。从此，无论大臣多大，上朝时都得站着议事，以前叫“坐朝”，以后就叫“立班”了。

　　赵匡胤刚刚即位的时候，那些曾经与他同在柴荣手下当差的方镇，因为同他资历相当、经历相似、手里尚紧握兵权，虽说表面对他臣服，但心底却有不甘，他们结为“十兄弟”，明里暗里十分傲慢，对这位新皇帝颇不以为然。赵匡胤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并没有明火执仗地收拾他们。一天，他召集这“十兄弟”，赐每人一匹马、一张弓、一把宝剑，自己单身带领他们驰出皇宫，在固子门外的密林里下马饮酒，赵匡胤居中，“十兄弟”围坐。赵匡胤边饮酒边慢条斯理地对他们说：“这里没人，你们中有想当皇帝的，现在就可以动手了，杀了我取而代之！”这群平日里不可一世的方镇面面相觑，顿时都成了缩头乌龟，吓得跪在地上战栗不已。赵匡胤又再三重复这个意思，但他越是这样说，“十兄弟”越是长跪地上，全身发抖。最后，赵匡胤才说，既然你们都认我这个皇帝，那以后就得努力尽一个做臣子的责任，不能目中无人，傲慢无理，要做到有令不必行，有禁必止！“十兄弟”磕头如捣蒜，连呼万岁万岁万万岁。赵匡胤看人一看一个准，在他眼里，“十兄弟”不过是一群外强中干的莽夫而已，对付他们，小菜一碟。不过，他们表面臣服还不行，不利于长期的和谐稳定，必须让他们心服口服，所以才下了这着险棋，但终于兵不血刃，险中得胜，既见心机，又见胆识。

　　虽然赵胤收拾起人来行动果敢，既准又狠，但十分难得的是，在他的心底始终有一个底线，这个底线就是一块“碑”。建隆三年，赵匡胤秘密安排人刻了一块碑，立于太庙寝殿的夹室里，取名“誓碑”，用销金黄幔将它遮盖起来，门外有门，锁外有锁，禁卫森严。他规定，每有新皇帝登基，均由一个不识字的宦官引领，新皇帝进去，焚香，跪拜，默读“誓碑”，然后离开，直到下一代皇帝再来例行手续。碑文大意有三层：一是要善待后周皇帝柴氏家族；二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三是子孙有违背此誓的，天打雷劈。这一近乎毒誓的“誓碑”，就是赵匡胤的底线，这一底线伴随着他处理即位前后的所有善后事宜，伴随他处理所有的内政外交，甚至他还以他的最大能耐，用这一底线影响着后来的继位者。

　　其实，从对待柴荣的幼子的态度上，我们早就可以看出他的这一底线，不是他优柔寡断下不了毒手，而是他处事有自己的原则，那就是面对再棘手的事，也尽可能不杀人，尽可能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哪怕迂回繁琐，哪怕牺牲眼前利益，也不逾越这一底线。与其他朝代相比，宋朝优礼士大夫、强调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主张，为当时的士大夫参与朝政创造了宽松的环境，上书言事，往往直截了当，即便把皇帝逼急了，最多也只是罚配而已，这在专制时代，是十分宽容的了。就这一点来说，历代皇帝中，赵匡胤算是极特别的一个，他不象那些心狠手辣情的皇帝，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残忍地诛大臣、除异己，甚至不怕背上千古骂名。只是，这些为实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皇帝并不知道，他们虽然得到了一时的快意和稳定，但时间一长，就没人敢接近掏肺表忠心了，最后往往都成了人人敬而远之的孤家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