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惠连（William F.Woo）（1936—2006），《圣路易斯信使报》原总编、斯坦福大学教授。因结肠癌综合症，在加州帕洛阿图(PaloAlto)的家中去世，享年69岁。吴惠连在美国新闻界大名鼎鼎，近年来他为中美新闻界的交流作出了很大努力，因此，他的名字也为中国新闻传播界所熟悉。
　　吴惠连1936年10月4日出生于上海。他父亲是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新闻系并获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硕士学位的著名报人吴嘉棠。吴嘉棠曾任英文《大陆报》(ChinaPress)和《大美晚报》（ShanghaiEveningPostandMercury）主编及《申报》采访部主任等职，上世纪40年代在上海名噪一时，并因持反日立场而遭汪伪政府通缉。抗战期间，刚5岁的吴惠连和父亲一起逃难，躲避在国际饭店。二战结束后，吴惠连的父母离婚，父亲到日本创办泛亚通讯社(PanAsiaNewsAgency)，后又到香港担任英文《虎报》主编、香港贸发局北美代表，并于1982年在香港去世。而吴惠连则随母亲伊丽沙白•哈特回到美国堪萨斯城。
　　吴惠连在堪萨斯大学读书期间，就到当地的《堪萨斯城时报》KansasCityTimes)(后改为《堪萨斯城星报》KansasCityStar)编辑部打杂。1957年他正式成为该报记者，开始专写讣闻，后成为机动记者。1962年，吴惠连加入著名报人普利策创办的《圣路易斯信使报》，从事特稿写作报道。他优美的文笔很快就吸引了包括报纸老板普利策三世在内的很多人的眼球。
　　1966年，吴惠连成为哈佛大学的尼曼学者，在这个为新闻工作者设立的高级研修项目中，雄心勃勃的吴惠连度过了难忘的一年。他回到《圣路易斯信使报》不久就被调到评论部工作，并在1973年成为评论部主任。先前该报评论部主任鲍伯•莱西(BobLasch)是美国大名鼎鼎的反越战评论家，但吴惠连没有让读者失望，很多人至今还在津津乐道他当时写的评论，从战争、平等、社会正义到棒球、音乐和他的三个儿子。在《圣路易斯信使报》，他分别因1971年的全国报道、1977年的驻外报道和1991年的评论三次进入普利策奖的最终决赛。他后来给斯坦福大学玛丽安(MarionLewenstein)教授的信中幽默地称自己是唯一获得普利策奖三个不同类别亚军的记者，并说他永远不会放弃希望。
　　1986年，吴惠连成为《圣路易斯信使报》历史上第一位不姓普利策的总编，也是亚裔美国人第一次成为美国大都市报纸的总编。
　　吴惠连坚持老普利策的办报方向，强调新闻的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但由于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等媒体的竞争，美国报纸发行量普遍下滑，而吴惠连不愿将《圣路易斯信使报》办成关注名人和娱乐时尚的报纸。因意见不和，1996年他被迫离开了心爱的总编工作。
　　离职后不久，吴惠连就被斯坦福大学聘为洛基(LorryLokey)客座教授。这个原本最长期限三年的职位因吴惠连的杰出表现而一直延续了十年。2005年秋，他还担任研究生项目主任。直到去世前几周他还在给学生上课。
　　在斯坦福，吴惠连上的公共报道课和评论写作课是学生最喜欢的。他最特别的是每周给学生们写一封信，谈论新闻，探讨人生。
　　吴惠连一生中还多次担任普利策奖的评委、美国电视新闻最高奖皮波迪奖(PeabodyAwards)的评委。而且还分别担任美国报纸总编协会(AmericanSociety of NewspaperEditors)和美国新闻研究所(AmericanPressInstitute)的理事、美国总统白宫学者委员会成员和斯坦福大学奈特新闻学者(KnightFellowship)评选委员会成员等。1990年他获得美国亚裔新闻工作者协会的终生成就奖，1991年获美国最老牌的密苏里新闻学院的金质荣誉奖。
【人物自述】　
家庭生平
　　
　　我出生在上海，父亲是中国人，担任过《中国报道》的主编，同时兼任过当时好几份报纸的编辑。他和我母亲是在密苏里念大学时认识的。我有个很保守的家庭，祖母甚至还缠足，剧痛使她不能走路。我就是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的，当邻居给我一块糖果时，都得先跑回家问问能不能吃。
　　出生于一个中国家庭和拥有中国的价值观，对即使在美国长大的我来说依然十分重要，日后我也成为了报纸总编，而我的很多行为准则来自中国的童年。
　　抗日战争时我也在上海，身为总编的父亲爱上了他的一个同事。伤心的母亲带着我回到了密苏里，而我也不想干任何与新闻有关的事。之后我上了大学，当了教授，但是家里很缺钱，于是上帝指引我去一家报纸做兼职记者，我用了2到3年的努力来完成那1年的工作，并从此爱上了记者这个职业。尽管新闻业也存在很多问题，但我对它的热爱从未衰减。
　　
初涉新闻
　　
　　我的第一个老师，他教我的价值观至今仍然十分实用，相信你们也从你们的老师那里学到过，而我也正是以这些价值观教育我的学生。用一个故事来开头吧。我开始在这家报社做事时仅仅是一个小编辑，所有的工作就是写讣告，小小的一篇东西，字小得几乎看不见。这对一个年轻记者来说是很好的训练，因为你必须把每件事都写进去。有的死者从未上过报，他的家人会小心冀翼地将这篇东西剪下并好好保存，所以你必须保证所写事实的准确性。一次一位有名的女演员在彩排时猝死，总编决定要我把这条讣告写成头版头条新闻，我从没写过正式的新闻稿件，只写过那些连看都看不清楚的讣告。总编拉尔先生把我叫到面前。拉尔先生是永远不会在报纸上出现的那种人，嘴里成天叼着雪茄，不刮胡子，随地吐痰，还总是与街上的风流女子鬼混。但是对于新闻，他要求绝对的准确和客观，缺乏任何事实都必须回去补上，哪怕坐上几英里的车去重新询问你的采访对象。被这样的总编叫到办公室是件很可怕的事情，当扬声器里传出“吴先生，请到办公室来”，我不得不站起身，尽量平静地走过去。拉尔先生问我：
　　“她(那名演员)是一上场就感觉不适吗？”
　　我说不知道。
　　“打电话问她家人。”上场就感觉不适吗?”
　　“她是不是正常死亡?有没有人对她采取紧急救护措施?有没有人工呼吸?打电话，问她的家人，问警察局，问验尸官。她死的时候有没有在念台词?是哪一段?打电话问去。”
　　……那一夜就在匆忙中度过，我并不知道这是拉尔先生有意在训练我，只是被莫大的挫败感笼罩着。
　　那晚的报纸还缺一篇特稿，拉尔先生对我说：“比尔，你得写篇头条。”我没有受过任何新闻的专门训练，没有你们李教授达样好的老师指导，任何老师都没有，尤其是在经历了那一夜的尴尬和难堪之后。我说：“拉尔先生，我不知道什么是头条。，’他非常和气地对我说：“就是写下发生过什么。”这简简单单的几个字，后来成为我一生的信条。
　　拉尔先生给我的指导听起来如此简单，但是内涵却一点也不简单，要严肃认真地解释真相，还要明白“什么”究竟是指什么。李普曼说过，新闻和真相是有区别的，新闻是符号化的关于五个“W”的叙述；而真相是重现那幅图景，将发生过的事情揭示于世人，使人人都可以感知到现场的情形，这才是最困难、最艰苦的劳动。记者的使命不是写出你觉得可能发生、你希望发生或者别人笔下的故事，而是完完全全的真相。我毕生希望达到达个标准。
　　我曾在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做过一次采访，关于当地建筑的，摄影师拍好了照片，蓝天白云非常好看，我们一同回到半英里以外的旅馆。当我们来到旅馆门口，我忽然说了一句：“该死，拉尔先生。”摄影师迷惑地望着我，我告诉他我忘了记下拍摄照片时所在的街道叫什么名字。虽然街道的名字并不是我们故事的一部分，也不会出现在照片下的图片说明里，但是我怎么能回去告诉拉尔先生，我没有将事实全带回来。于是我又自己走回去，记录下街名。
　　
理念阐释
　　
　　现在新闻界压力很大，在美国是这样，我知道在其他地方也一样。记者们曾对于记者究竟是一种什么职业说法各异，有的说是信息业，有的说是讲故事，有的说是赋予事实以意义，有的说是互动。要我说，记者从事的就是新闻事业——观察事实、作出判断、选择报道，并且这一切工作都在一种极高的标准下进行，就是将李普曼所说的将真相公之于众。这必须是真正的事实，如果你报道“电影将在现在开始”，那它一定就是现在开始，如果你报道“地方官员受贿”，那就必须让人们相信你的报道。
　　今天，这些都在巨大的压力之下。我们依然要求要有新闻职业精神，讲述已经发生的、可能发生的、将要发生的故事，要有伦理观念，让自己可信。记者一旦丧失了信用，无论赚多少钱也无法生存。
　　在美国的今天，我们同样也有巨大的经济压力，报纸也和股份公司合作，他们并不关心新闻事业、新闻伦理等等。他们认为我们都赞同他们的决策，因为如果我们不支持他们，就会没有收入。而新闻只是他们次要的考虑内容，或者根本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内。去年12月美国最大的新闻财团——甘乃特集团的总裁到波士顿作年度报告，在讲述他们为什么投资报业的报告里，居然只字未提新闻。
　　
寄语学生
　　
　　现在是个困难时期，如果你的报道是谣言，如果你的报道不专业，如果你的报道不够有趣，那就没什么希望。撰写有趣的新闻报道，并没有违背拉尔先生和李普曼的忠告，但是如果文字仅仅是呆在报纸上，而没有进入读者的心里或思想中，那就完全是浪费时间。我希望你们都成为好作家和有趣的作家，最根本的是成为好的记者。
　　你们问我新时代对记者有什么要求，显然你们需要掌握新技术，懂得应用因特网，会做研究，并懂得各种媒体的综合应用，但是，如果记者们不是全身心地在讲述事实，那么新闻业在新世纪便无法存活。今天我给你们讲述的基本素质，也是我赖以生存的素质，就是拉尔先生那简单的教导，可是要实践它们却并不容易。
【报人理想】
　　吴惠连经常提起著名报人普利策的宣言，这个每天出现在《圣路易斯信使报》评论版上方的名言是：为进步和改革而奋斗、决不容忍不公正、反对特权阶级、对穷困的人永葆同情、忠于公共福利、保持独立、在向错误发起进攻时永不畏惧……
　　吴惠连认为新闻是改变世界的一种方法。1996年他对《美国新闻评论》杂志说：“我认为报纸应有一个道德指南针。我可以毫无羞愧地说，普利策宣言从根本上使《圣路易斯信使报》成为一张能够担负起社会使命的报纸。
　　吴惠连强调记者必须正直、有良好的道德，因为做一个优秀的人是成为好新闻工作者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全世界会因为你的出色工作而记住你，而不是因为你在报社的地位。
　　吴惠连认为做新闻的目的并不只是做新闻，就像手术的目的并不是动手术，而是让人康复。新闻的目的应远远超过报道和写稿那么简单，它的目的是做些更为根本性的事情——为公众的信任服务。吴惠连说：新闻本身并不是一个目的，它是记者、编辑为公众信任服务的一种手段。他们为人们提供新闻和信息，以便他们做出有关政治、经济、社会和个人的决定。
　　在1998年的《哥伦比亚新闻评论》上，吴惠连毫不留情地批评改版后的《洛杉矶时报》因为过于商业化从而影响了它的新闻判断力。其实在离开《圣路易斯信使报》时，吴惠连就对上面派所谓的咨询人员介入报纸感到震惊。他认为这是新闻道德上的错乱，报纸不应把有读这些充满启发限的资源过多地用在报道名人和耸人听闻的消息上，而忽略公众新闻，并抹杀了新闻的批判性。
　　吴惠连对新闻被越来越少的寡头集团所控制深为担心。他说：“新闻界被投资者当作人质并不会比新闻业成为政府的人质更好。”
　　作为严肃新闻和报纸的倡导者，吴惠连认为报纸不是只为赚钱和提供娱乐，更重要的是为公众的信任服务。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成为一个公正、有公众精神、智慧和勇气的人。他告诫评论课的学生，必须充分注意写文章的口气及其影响。他曾在课堂上举例批评加拿大一份报纸的不道德行为，这份报纸将当地一家三口为其残疾儿子争取政府补助无果自杀的评论和一种新颖的宠物洗澡的介绍放在一起报道。
　　其实他自己曾为此有过深刻的教训。1979年伊朗学生占领美国在德黑兰的大使馆并扣留了53名人质，在人质被扣留6个月后，卡特总统发动了救援行动，想不到整个计划因沙暴而以失败告终，并损失了5名士兵。此时正在华盛顿的吴惠连已是《信使报》的评论部主任，他随即酝酿了一篇社论，用诸如战略上的流产、短视、设备失误、毫无希望等等严厉的字眼，批评整个救援行动从头到尾充满了错误和漏洞。正当吴惠连为他的评论自鸣得意、等待总部祝贺的时候，电话铃响了，普利策三世亲自决定枪毙掉这篇社论。听到这个消息的吴惠连几乎瘫掉，过去从未有这种事发生在他身上。
　　几周后，吴惠连回到圣路易斯和普利策三世一起用餐。普利策告诉他，报纸需要分析、并且是毫不留情地分析这一事件，但这不应该在美国人民为同胞的死亡而感到震惊的时候。此时应该是沉默和忘却的时候，是向这些为正义事业冒险而失败的人表示敬意的时候，分析此次行动逻辑和政治上的失误则是稍后的事情。
　　吴惠连为此次失误非常痛心，他认识到自己的文章是在自我吹嘘，想着同事们为他的文章叫好，而忘记了当时报纸需要做的是帮助读者。他说：“从那次开始，我一直努力不混淆为自己写作和为读者写作的区别。”
　　作为普利策奖评委，吴惠连对《芝加哥太阳时报》(ChicagoSun-Times)1977年的一篇报道也印象深刻。那家报纸的记者伪装成酒保，对前来酒吧进行安全检查的政府官员行贿，然后进行报道，成为轰动全国的腐败案。该报将此文章和照片参加普利策奖评选，但当时《华盛顿邮报》的执行主编本•布莱德利(BenBradlee)带头反对，认为普利策奖不应颁发给以欺骗为基础的报道。吴惠连也认为，采访中的欺骗只有在以下条件下才能被接受：该事件对公众意义重大、其他任何途径都穷尽了、整个事件必须公布于众、因欺骗获得的公共利益必须大于造成的伤害、还要有一个有意义协同的决策过程来考虑各种因素。只有此时，你才可以考虑用这类的“欺骗。
【历史评价】
　　第一位在美国主流媒体担任总编辑的亚裔新闻人。他文章优美，笔锋富有感情，才华飘逸，是一位学者型报人，曾三次入围普利策奖决赛。作为普利策报业旗舰《圣路易邮报》首任非普氏家族的总编辑，他秉承约瑟夫普利策的办报理念，追求公正，以新闻为手段促进社会进步。然而，在整个美国报纸商业化、报业集团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压力下，许多传统的新闻价值观被扭曲；家族办报的环境造就了他，家族经营的削弱，也注定了他从业界黯然消退。有人说，他的报业历程是胜利者的，也是悲剧性的。
【学子对话】
　　——在时间很紧的情况下，很难做到完全准确。怎么处理时效和准确的矛盾呢?
　　你所要做的是：首先，尽你所能地做到准确，就你目前掌握的材料而言，一定要核实它们，如果实在不敢肯定，最好暂时避开，因为比赛一直在进行，你会有机会更新和校正。但如果编辑需要的不仅仅是结果，那可能会比较麻烦。我的建议是，在你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到准确，至于因时间紧迫等等客观条件而出现失误，只要你尽力完成工作了，这都是可以理解的。
　　­­——现在中国正在进行市场化，很多媒体都归企业所有有的甚至是国外投资。我知道现在有一种趋势，媒体都越来越喜欢煽情，认为这种报道更有市场。我个人依然希望进行严肃新闻报道，但是和市场需要是不是有矛盾?
　　我并不想打击你，我所能告诉你的是，在市场经济下，新闻机构已经从社会所有变为企业和私人所有，要接受公众的监督小以达尔文的观点来看，最适应市场的机构才能生存。在我看来，最适应市场的机构是拥有优秀的编辑、吸引人的版面、专业记者高水准的写作，就像我希望你们能成为的记者一样，能写出有趣的文章。高水准的出版物，无论是报道时尚、娱乐还是商业及其他，都能适应市场的需求。在一个接受公众监督的时代，读者自然会淘汰那些死板、不专业的文章。在关于中国最受欢迎的报纸的调查中，《人民日报》、《中国日报》等榜上无名，我相信它们有一天会成为公众喜欢的报纸，因为我相信报道公共政策的信息不会始终以一种死板的面目出现。所以，不要丧失信心，做到你的最好，报道你认为真正重要的事实，遵循你的良知和精神。
　　——在报道一些题材，比如悲剧或犯罪时，完全揭露事实会对很多人造成伤害。比如一个孩子犯了杀人罪，如果报道他的真实姓名、家庭背景，就会不利于他的成长，对家人等等也合造成更大的打击，可是如果不报道又会违背记者揭露事实的原则。我们应该怎么处理这种矛盾?
　　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设了一门“新闻伦理”课，其实没有什么专门的新闻伦理，我的意思是，袋有什么伦理仅仅适用于记者，而木匠、农民等等就用不上了。而且我相信，我们不能早上起床先穿上一件伦理的外衣去工作，回家后换成另一件和孩子们共进晚餐，然后披上第三件伦理外衣去商场购物。我相信只有一种伦理覆盖一切。好的一点是无论仍来自中国、美国、泰国等等任何国家，任何6岁的小孩子都知道：不要伤害别人，不要偷盗，不要说谎，尊敬他人……所有理些你都从你最伟大的老师——你的父母那里学到了。新闻中的促理，就是将这些生活的伦理应用到新闻报道的实践中去。新闻的伦理问题出现在不同的伦理准则发生冲突时，如果没有冲突，一切都是黑白分明的，也不会成其为问题了，我们也没有谈论印必要了。怎样减轻对别人的伤害，怎样引导我们自己获得一个最终解决的办法，我们需要：第一，从新闻角度看，做到报道的么正准确。第二，从伦理上看，以尊重他人的态度来报道。有的东西不得不作出一些妥协，比如你要报道一名受贿的官员，人们都会知道你说真话的责任大于不制造伤害的义务，尽管你这样做可能会损害官员个人的声誉，同时也给他的家人带来伤害。有时尽量减小伤害的要求会大于揭露事实。在她提到的那个例子里，我们并不需要写明尸体被怎样分开等等残忍的细节，我们力求以一种同时满足新闻和伦理的要求方式报道。关于新闻中的伦理问题不是短时间可以讲明白的，我只想让你们知道，关于伦理的决定是在具体的过程中做出的。首先是你自己的感觉，那幅图景是不是会让你倒胃口，吃不下早饭。所以最初的判断是你的消化系统来做。第二种方式是我们《伦理学》书的第二页上写着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这都不需要思考。第三种方式则用一个图表来说明，你列出所有需要考虑的伦理原则来，把它们分成三组：第一组是记者的原则，包括准确详尽地报道事实、客观性等等。第二组是报道的对象，记者对他们负哪些伦理责任，比如名誉、隐私、他人的尊重等等。第三组是社会，他们希望从报纸和媒体上得到什么，他们可能想要知道真相，可能想了解原因，得到警示等等。把这些都罗列出来以后，你可以通过连线看清各种原则怎样相互作用，哪些在这个案例中最为重要，从而决定报道的内容和程度。我们经过衡量伦理准则后获得的是一个决定，至于它是不是最正确的，我不知道。但是这是一个充分考虑了伦理原则的决定，如果有人早上打电话来质问我：你怎么能对别人做出这样的事情，你把什么垃圾文章放上了报纸……我可以回答，这是对整个情况全部考虑以后做出的决定。这样，尽管你无法做到人人满意，但你是在伦理的条件下解释自己的行为和抉择。
　　同时我还想告诉你，在这样的伦理原则冲突的条件下无论做出的是什么样的决定，你自己都无法为此高兴。你无法走出办公室和同事们击掌相庆，因为有的人必然因为你的选择受到伤害，哪怕从职业和伦理的角度你都已经尽了全力，但想到不得不伤害别人或者隐藏某些事实，你永远不会心情愉快。我不希望我身边的任何人在这种情况下欢庆，而是希望他们作为有良知的人为此而感到痛苦。
【个人名言】
　　1 “我认为报纸应有一个道德指南针。我可以毫无羞愧地说，普利策宣言从根本上使《圣路易斯信使报》成为一张能够担负起社会使命的报纸。” —— 1996年他对《美国新闻评论》杂志说
　　2 新闻本身并不是一个目的，它是记者、编辑为公众信任服务的一种手段。他们为人们提供新闻和信息，以便他们做出有关政治、经济、社会和个人的决定。
　　3 “新闻界被投资者当作人质并不会比新闻业成为政府的人质更好。”——他对新闻被越来越少的寡头集团所控制深为担心
　　4 从那次开始，我一直努力不混淆为自己写作和为读者写作的区别。——为报道失误作出的反省
　　5技巧本身并不能保证你写出有深度和有社会意义的报道。学生一要成为出色的专业记者、编辑和摄影师，否则，他们就不能取得出色的成绩；二要认识到新闻学的意义不是新闻学本身，而是把它作为一种方式，一种用艰苦的工作、勇气和独立提供的事实、信息和思想的方式。—— 谈新闻学教育
【轶事典故】
　　《悼念学者型的新闻人吴惠连先生》 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总监 陈婉莹
　　资深新闻人，美国史丹福大学新闻学教授吴惠连先生（William F.Woo），因癌症于四月十二日在史丹福帕罗阿托家中去世，享年六十九岁。
　　史丹福大学失去了一位最为学子爱戴的老师，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新闻界也失了一个良师益友。吴先生在一九九九年出任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的访问教授，曾受聘于香港学术评审局，为珠海学院新闻系申请学位资格担任评审委员，他关心中国新闻业与新闻
教育的发展，在香港和内地有很多亲戚、朋友、学生。人们叫他做“Bill”。
　　
　　在一九九零年，他获得美国亚裔记者协会（ＡＡＪＡ）颁发终身成就奖，当时，他是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信使报》的总编辑，第一位美国主流大报总编辑的亚裔，也是该报第一位非普利策家族的总编。前任是创办普利策奖以及这份报纸的传奇人物约瑟夫　普利策及他的儿子和孙子。
　　一九九六年再在媒体上看到Bill的名字，美国新闻界乱成一团，市场化的压力如乌云压顶。在中西部，底特律市一家大报千余记者编辑举行罢工；在南方，《圣路易斯信使报》换了出版人，要走比较商业化的路线。同年，Bill被逼离开《信使报》，到史丹福大学教学。
　　两年后一九九八年的六月，我准备到港大创建新闻课程，听到Bill在香港回归时曾花了三个月在港考察香港的新闻自由和有关问题，还写了个报告。我打电话和素未谋面的Bill谈了整整一小时，谈香港，新闻，中国......。我们同意香港的新闻自由前景固然值得关注，但更要提高专业水平，为新闻业提供支援。
　　一九九九年八月，Bill成为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的首位访问教授，那时中心寄居在邓志昂楼的两个房间，临时借了刘靖之教授的办公室给Bill使用。那年夏天，Bill和我策划课程，联系老师。香港是中国最自由的土地，我们没说，但都瞭解香港与大陆血脉相连，香港任重道远。
　　香港之旅点燃了他的中国情怀，其后Bill总抽时间每年一两次来香港和中国大陆各地讲学，为像我这样为新闻教育苦干的人打气。二零零一年底，他到五个大陆城市讲学，在上海、广州、成都等地谈“九一一”事件对美国报业的影响。Bill强调，不论面临何种挑战，准确、公正、客观性等原则仍然是新闻业的基石。
　　
中国情结
　　
　　Bill的中国情怀，源自父亲吴嘉棠－一个三十年代在密苏里新闻学院取得新闻硕士学位的上海名报人。吴和Bill的母亲－一位堪萨斯姑娘在密苏里大学相遇，因为当时州内禁止与有色人种通婚的法律，两口子要到北方注册登记。学成的吴嘉棠与妻子回到上海，一九三六年生了长子惠连。他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担任新闻系主任，并同时担任了《申报》的采访部主任以及《大美晚报》主编，在一九四零年代的上海名噪一时。抗战期间，吴嘉棠还因反对汪精卫政权而被列入黑名单，遭到通缉，一家人逃难寄居于上海当时最高的旅馆国际饭店。
　　Bill常提到父亲，文章也爱讲和父亲一起不多的日子。Bill出生那天，上海在日军攻击下到处起火，做编辑的父亲把要临盆的妻子送到医院门前，转身赶去主持采访突发的大新闻，曾是记者的母亲，只好自己步进产房。
　　在给学生的信中，也提到战时在上海的沦陷区，才几岁的他看著战机从顶上飞过、美国空军投下炸弹的情景。但他最不能忘记的还是父亲。战争结束了，父母的婚姻也划上了句号。母亲好不容易安排了乘搭从战舰改装的客轮去美国，家人都来码头送行－祖父母、叔叔阿姨、仆人和朋友们，只有父亲没来。
　　Bill写说，“当我问父亲在哪里时，有人说他在办公室。他们说他很忙，搞报纸就是这样子。”“我的一生，投身新闻让我最为骄傲，新闻是我的最爱，我父亲的妻子要生产了，儿子远渡重洋，可能终生不会再见－但对父亲来说，新闻对他太重要了，对妻子、儿子的责任都没关系。”
　　“我想学父亲一样伟大，但我慢慢地有不同的看法，可能是因为我也做了父亲，我成为了人类的一份子......无论你像我一样干了四十年新闻，还是只做了很短时间，最关键的是你在一生中，做记者的光景有限，但做人是一生的。归根到底，‘你是个什么样的人’这问题的重要性，大过于‘你成了什么样的记者。’
　　
学者型的新闻人
　　
　　二战之后，吴惠连和他母亲搬到堪萨斯州。吴在堪萨斯州读了高中，一九五六年他还在读大学时，就在《堪萨斯城星报》做记者，一九五七年被正式聘用。一九六二年加入《圣路易斯信使报》，历任该报记者、驻外记者、华盛顿特派员、专栏作家、社论版主编和总编。在该报三十四年中，吴曾经三度被提名普利策奖和获选入围：一九七一年的全国性报导奖、一九七七年的外国报导奖和一九九一年的评论奖。
　　Bill是新闻界的先行者－哈佛大学尼曼奖学人、美国广播电视大奖皮博迪（Peabody）奖的全国顾问委员会成员、普利策奖多届的评委、美国报业编辑协会以及美国报业研究所的委员、白宫学人委员，并在一九九一年获得了密苏里新闻学院的荣誉金奖。
　　Bill在去世的数星期前，还在坚持教学。他也是史丹福大学传播学院新闻研究生部的代主任。他为人低调，连AAJA的颁奖宴会也没出席；皮博迪奖每年评审，乔治亚州州长在官邸为评审委员设宴，他避之不及。去世后人们发现他生前打动了无数个圈子　无数的人，同事、新闻界、学生、学界、政界、香港、中国大陆、东欧。《圣荷塞信使报》在网上开了一个悼念网页，上面的留言让人心碎。约瑟夫　普利策的遗孀艾蜜莉　普利策说：吴先生是“一位伟人和一名伟大的记者。
　　他和我丈夫关系密切，多年在一起讨论报纸的方向，共同决定《信使报》的前途和命运。”
　　《信使报》的发行人特伦斯　埃格尔说：吴惠连是一个“真正的绅士”－“他发自内心地热爱《信使报》，是一位专注负责的编辑、文笔优美的作家。他经常与我们分享对社会、生活尤其是家庭的思考，对《信使报》和我们行业来说，这真是悲伤的一天。”
　　去世前一年，Bill整理了他的专栏文章。满满的的八页目录，细读之下才发觉其实我对他知之甚少。原来Bill最爱莫札特，他的文章常引述文学作家，如E.M.Forster（福斯特），T.S.Eliot（艾略特）。我们太忙了，只够时间谈新闻的话题。
　　在生命最后的几年，Bill花了很多时间沉思西方新闻业的危机以及其背后的结构性问题。他是一个学者型的新闻人，每一个热爱新闻，善良和热爱生命的人都会怀念他。
《吴惠连：接过普利策的报纸》
　　来自《外滩画报》
　　他出生于上海，拥有一半中国血统。多次任普利策奖评委，是颇有影响的《圣路易斯信使报》第一位不姓普利策的主编，也是出任美国大报主编的亚裔第一人。
　　“这趟回上海，我特意选择了国际饭店。刚到的那天下午，我正在倒时差睡午觉时突然被隆隆的雷声惊醒，走到窗前往外看，60多年前那一幕再一次闪现出来。”
　　63年前那个“珍珠港日”(1941年12月8日)凌晨，枪炮声把5岁的吴惠连(WilliamWoo)从睡梦中惊醒——日本人跨过苏州河了。因为在《申报》当采访主任的父亲吴嘉棠被汪精卫政府列入黑名单，他们全家躲进了国际饭店一套高层房间里避难。“当时天很黑，父亲和母亲正忙着烧文件，我一个人就像现在这样站在窗前，朝下面雨中的街道投掷纸飞机。”
　　1936年出生于上海的这位《圣路易斯信使报》第一位不姓普利策的主编，在国际饭店12楼客房默默伫立了一会儿后，坐回圆形茶几旁的扶手椅，脱掉皮鞋，把双脚搁在床沿上，然后打开一听啤酒，颔首闭目凝神。
在新闻事件中降生
　　“我出生的那晚，父亲在送母亲去医院的路上，正好碰上一场大火。他马上把车停下，让母亲下来自己到医院生产，自己则赶回报社安排火灾报道。可以说我是在一次新闻事件中降生的。”
　　“20年后，我有了自己的家庭，也进了新闻这一行。我就想：如果我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时，正好有重大新闻事件发生，我会不会也让妻子一个人下车去医院呢？肯定不会。父亲是个很优秀的记者，但我要按自己的方式生活，不会去模仿他，我必须拨出时间来陪伴家人。”
　　吴惠连的祖父是个实业家，在龙华开了一家水泥厂。父亲吴嘉棠曾任上海英文报刊《大陆报》总编辑,《大美晚报》(英文)执行编辑兼任《申报》采访主任等职。
　　1930年代在一些美国记者朋友的帮助下，吴嘉棠到了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学习新闻，也就在这里，他邂逅了吴惠连的母亲——密苏里州堪萨斯市的伊莉莎白•哈特。之后，两个人在伊利诺伊州结婚。
　　“因为当时密苏里州禁止白人与其他种族的人通婚，这件事成了新闻，在当地见了报，经过美联社转载，《堪萨斯星报》也登出这条消息，外祖父母这才知道女儿已经嫁给一个中国人，都大吃一惊。但最吃惊的大概是我的祖父母，因为儿子事先完全没有说起过。”
　　吴惠连的中国家庭很西化，所有男人都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所有女人都读了墨梯女中(市三女中的前身之一)，但许多观念却非常传统。“我们家的长幼尊卑分得很清楚：祖父是一家之主，我排在最底层，想要任何东西都得先向大人提出，乱吵闹会受惩罚。有一次全家上饭店吃饭，侍者点饮料时，我说要一杯橙汁。侍者一走开，就没人愿意再理睬我。”
　　幼年的生活和教育对吴惠连影响至深，以至于他人生一些最根本的东西，比如对家人关系的概念、尊敬长辈的意识、作为长子的孝悌思想……都是在海格路600弄31号(现在的华山路1100弄31号)那幢灰泥外墙的房子里形成的。到美国后，他坚持不改姓，正如他的祖父叮嘱他的，“你要记住，你永远是吴家的人。”
　　
你应该把报纸交给我来办
　　
　　二战后不久，吴惠连的父母离婚了。后来父亲又至少四次再娶，但母亲一直没有再嫁。这件事对他母亲的打击非常大，她从未对人提起过。
　　吴惠连把母亲的哀伤归咎于父亲的工作，所以不想去碰新闻这行，在堪萨斯大学他选择了英语文学专业。
　　但新闻又找上了他，大学三年级因为家里没钱，吴惠连只得休学。碰巧《堪萨斯星报》有一个当记者的工作机会，于是他就去了。结果他竟发现自己非常喜欢这份工作，而且也能干得好。“以前别人常问：是不是你父亲帮助你进了这一行？根本不是。我父亲是许多年后才知道这件事的，他很吃惊，但心里可能很高兴。”吴惠连说。
　　和《堪萨斯星报》的其他记者一样，吴惠连的新闻生涯是从讣告写起。半年后才改跑犯罪新闻，从晚上8点做到凌晨3点，白天开车回学校上课。就这样用了两三年时间，吴惠连才把剩下的课程学完，后来又跑了其他条线。
　　1962年他进了《圣路易斯信使报》，这份报在美国报界名声很好，属于一家比较自由派(亲民主党)的报纸，不过也支持过一些共和党人。这次吴惠连是从特写记者做起的，写过专题报道，在哈佛参加过培训，跑过海外报道，派驻华盛顿特区，采访过数位总统，见证肯尼迪总统的葬礼，多次报道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他勤奋工作，努力当一名好记者，也逐渐得到同行的认可。
　　1970年代吴惠连当了社论版编辑，于是开始思考报纸的前途问题。当时报社的老板是约瑟夫•普利策三世，他兼任主编和社长。1985年的一天，吴惠连敲开他的办公室，说：“我想跟你说件事，如果你不把我扔出去的话：我认为你应该把报纸交给我来办，这就是我打算怎么办报的方案。”
　　约瑟夫•普利策三世没有把他轰出去，也没有立即任命他当主编。但从此他们经常交谈，了解到吴惠连的看法与几代普利策的都很接近，约瑟夫•普利策三世认为他可以继承报社的传统，就有意栽培他，最后也真的让他当上主编。此后他还曾两度当选全国报业主编协会理事。
　　作为主编，吴惠连和负责经营的社长平级，只向董事长汇报。吴惠连说在他当社论版编辑和主编的23年里，董事长只有两次对他提出过内容要求，应该说自己是非常非常自由的。“考虑到这23年之间出的报纸期数，以及我们采取过的数以千计的社论立场，我能有这么一位放手的董事长实在是很幸运。”
　　“这两次干预我都还记得：一次是要求我们在议员选举中支持某位候选人，尽管不是原先我们支持的人，不过这一位同样也很正直。第二次是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濒临倒闭时，我们原本不赞成政府介入将其救活，但也没有明确反对。董事长要求我们表态赞成，这也是其他很多报纸采取的立场。我作了一个妥协：提出一旦政府的努力未能奏效，就应该赶紧把投进去的钱收回来；后来政府实际上并没有支付过补贴。”
　　
当清洁工的寡妇改变了我
　　
　　60年代末，《纽约时报》和《新闻周刊》都希望招揽到吴惠连，但他没答应。“在一个地方做了一段时间的新闻，你会觉得自己有责任为当地的读者服务，而不能只为你个人的名声地位考虑。在《信使报》工作，我做的事情可以更直接地影响到该市的居民。”
　　说起40多年的新闻生涯，吴惠连至今仍清楚记得他印象最深的一次报道，是采访住在圣路易斯市贫民区的一位妇女波莉•特纳。一条消息说一个小男孩在家附近玩耍时，被路灯座上裸露的电线给电死了。当时吴惠连小孩的年龄和他差不多，所以就对这件事非常关心，开车找到小男孩的家。“他母亲波莉•特纳把我请进门。在外表破旧的房子中，我看到了一个平生见过的最干净的地方之一，你简直可以从地上捡起东西来吃。”
　　波莉是个在医院当清洁工的寡妇，爱子的死讯几乎使她崩溃。出事前，她多次打电话给电力公司，但他们从未派人来查看过。义愤之下，吴惠连写了很多相关的评论，并派记者进行长期跟踪报道，结果发现全市共有数百条、乃至数千条裸露的电线。起先市政官员漠不关心，后来在舆论的再三施压下，最终才把灯柱都修好了。
　　波莉后来又屡遭不幸，大儿子在舞厅被保安开枪打死……“但后来我和报社闹不愉快的消息传得满城风雨时，她竟然还安慰我，并为我祈祷。”
　　“这件事改变了我，使我学会理解那些生活状态与我们迥异的人们的信念、力量和忧虑。我写了很多篇与波莉有关的文章，它们或许有助于人们对这个世界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作为一个新闻人，如果你尊重你所写的人们，对他们真正感兴趣，你将在工作中一次又一次地得到回报，你会成为一个全然不同的人。”
　　在美国做新闻人，吴惠连觉得和在其他地方没有很大的不同——都非常有意思，可以为人们做一些有价值的事。虽然当记者很让人兴奋，当主编不那么有趣，但他觉得利用报社的资源促成一些变化，做一些有利于社会的事情，这一点最让人有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