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适南

　　合肥去年底从越南引进了250棵百岁以上的紫薇树，每棵成本约8万—10万元，首批98棵已集体死亡。引进单位称，他们正在想方设法补救，最终可能会送到家具厂(本报今日A19版)。

　　这些年，在城市化和城市建设中引进名木古树的不止合肥一个城市，在我们很多城市管理者看来，城市的绿化工程要立马见效果，等不及小苗慢慢成长，于是，银杏、水杉、香樟等“贵族树”成了很多城市竞相引进的品种。几年前，有一个海滨城市引进一批名贵香樟树，结果没多久便“全军覆没”；重庆为打造“森林重庆”，曾从外地大量引进银杏树，到了“无银杏、不景观”的地步。

　　“人挪活，树挪死”，这是常识，古树之死，表面看是气候、土壤等水土不服的原因，而背后，城市管理者在城市化和城市建设中的理念偏差才是主因。

　　与引进名木古树相同，大广场、大绿地、大立交，还有不断被刷新的第一高楼，近年来各地城市化进程中暴露的诸多问题让人目不暇接。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其背后所折射出来的还是一种封闭的城市化思维，城市管理者考虑得更多的还是现有市民阶层的福利。只不过，在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大背景下，这种封闭的城市化思维实在是舍本逐末。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有其特殊性。预计到2020年，中国城市化率将达到55%，其间1.5亿中国人将完成从农民到市民的空间、身份转换。在这一进程中，如何消化进城务工人员，才是加速推进城市化的首要问题。这1.5亿农民长期生活在城市，却享受不到与城市居民同样的福利待遇。在户籍、教育、卫生、社保、低保等方面，如何解决农民进城问题一直遭遇来自城市的强大阻力，在讨论十二五规划的时候，一个特大城市的市长就说，按照该市现有的财政能力，可以让现有的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达到一个中等收入发达国家水平，但是如果把八百多万农民工加进来，他就一筹莫展。

　　对于高速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城市化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学、社会学问题，而是一个广泛的社会利益调整问题。不同于一些地方政府认为的城市化就是城市发展问题、城市建设问题，中央政府考虑的是如何解决农民进城，为他们在城市生存创造更多的空间。城市化和城市建设如果不考虑这个大背景，移植古树也好，竞逐高楼也罢，都是南辕北辙。

　　说到底，古树和高楼都只是为了提高城市居民包括进城农民的生活质量。在中国城市化还有诸多难题待解的时候，古树进城还是应该缓一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