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窝原舌刚肥通挖，为嘎先活到嘎瓦民要拓刚铺通挖，刚来刚客刚客港来刚的亚嘎的闲，因为刚腾嘎梭尿铺通挖”。这是一段用普通话汉字替代读音的原汁原味的湘西会同方言，翻译成普通话是：“我原是讲会同话，为了生活到了外面必须讲普通话，讲来讲去讲去讲来讲得差得很，因为讲成了塑料普通话”。会同方言吐音沉闷、古奥难懂，但笔者惊奇发现，五千年前的炎帝神农氏正是这样讲话的，会同人应以此为自豪。

湘西伍、吴两姓的始祖是神农氏

2003年6月16日《东方新报》和6月19日的《扬子晚报》报道，著名历史、民俗学家、湖南省社科院炎黄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何光岳向社会公布了他的一项研究成果：战国时期赫赫有名的军事谋略家伍子胥的老祖宗是炎帝神农氏。何光岳先生是湖南省十大藏书家之一，他这一结论是在研究《伍氏族谱》后作出的。他所收藏的《伍氏族谱》，为石印线装本，共27卷28本，印刷于1918年，当时共印制69部。该族谱中详细记载了湖南常德汉寿县伍氏家族从东周末期到民国时期的家族全谱。从所记载的伍氏家族族源排序中来看，“名列榜首”的就是神农氏，旁注：“神农氏曾孙，封沙龙雍西为雍侯，是我伍姓受姓为雍之始也”； 接下来为“允”，再接下来有“振”、“克”、“参”等，其中“参”为“楚庄王司马”；从“参”的分支中可找到“员”，即伍参的第五代孙，族谱上记载：“字子胥，仕吴授大夫”，即为当时吴国的大夫伍子胥。过去，史学界一直以为伍子胥祖籍在湖北。何光岳先生分析说，可能是由于伍子胥的父辈在楚国为官，所以后人误认为他是湖北楚人的后代。从族谱来看，伍子胥更确切的“身世”应为炎帝神农氏的后裔，祖籍在湖南常德。

何光岳先生经过多年的研究，还推断出中华民族的伍氏家族中，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他们有着共同的祖先，原是一家人。何光岳将该族谱与十多年前他在湘西地区发现的土家、苗族等《伍氏族谱》进行对比后发现，苗族、土家族的伍氏谱系与汉族伍氏的谱系惊人地吻合。在仔细多方考证后，何光岳认为伍姓少数民族，包括湘西南的苗族、土家族、贵州的布依族等，都与汉族的伍姓原为一家；泛黄的族谱书页还生动地描述了伍氏家族近两千多年来的迁徙过程。

根据何光岳湘西“伍”姓少数民族是炎帝后裔的结论，笔者认为湘西“吴”姓少数民族也是神农氏族的后裔。理由是湘西许多地方（如会同、靖州）的吴姓和伍姓至今保持不准通婚的习俗。据口碑资料，很久以前伍姓祖先中有人做了有逆族规的事，被伍姓族人免除了姓氏权，其子孙从此改姓了“吴”。又据《山海经•海内经》记载：炎帝神农氏的后裔“逢伯陵”与有夫之妇“阿女缘妇”通奸怀孕，三年后一胎生三子，分别叫作“鼓”、“延”、“殳”。《山海经》的记载与传说大同小异。婚姻习俗、口碑资料和史料记载三者相互印证，吴、伍两姓同宗是不必怀疑的，只是伍、吴分宗的具体年代难以定夺。但可以肯定，伍、吴分宗的年代是相当久远的，大致在《山海经》成书之前和炎帝曾孙受“伍”姓于“雍西”以后。历史上湘西吴姓少数民族是一个大姓，1368年起于靖州的著名农民起义，其首领就是土著苗族吴天保。

追溯渊源到会同

这里首先要说清楚一个问题：常德《伍氏家谱》中提到“神农氏曾孙，封沙龙雍西为雍侯”，因其中有个“雍”字会有人认为“雍西”是指古之雍州，即今之陕西、甘肃等地；笔者的看法完全不同，认为“雍西”即指今洞庭湖西北的常德地区。最早提出“雍州”地名的是《尚书•禹贡》：“黑水西河曰雍州”；传统观点，大禹治水分九州，包括雍州、荆州等，说《禹贡》成书于夏代。根据顾颉刚《<禹贡>评注》，《禹贡》成书并不在夏而在战国时期，主要理由是历史上划分九州的设想在战国才出现，《禹贡》中“内方”、“外方”等，是春秋以后才出现的地名；《禹贡》说“淮、海惟扬州”，扬州是越地，越国国境达到淮地，也是在公元前473年越灭吴以后。顾颉刚提出的观点是无可驳斥的，所以雍州地名形成不会太久远，在五千年的炎帝的曾孙时代还不会出现带“州”字的地名。《辞海》“雍”字条⑦解释:雍是指“水被雍塞而成的池沼。《诗经•周颂•振鹭》:‘振鹭于飞，于彼西雍’，毛传:‘雍，泽也’”，可见，“雍”字本义是水泽。洞庭湖是亘古就有的天然水域，常德地区又正处于湖之西侧，这无疑是“雍西”地名的来由。“沙龙”应为“沙垅”，可解释作流沙堆积而成的土丘，“沙龙雍西”四字连在一起更符合常德汉寿、安乡、澧县湖区一带的地貌特征。再者，考古发现这一带有大量四、五千年前的古遗址，在澧县还发现了著名的城头山古城，这些和《伍氏家谱》说的炎帝曾孙封候于“雍西”也相吻合。

接下来的另一个问题：炎帝曾孙受封于常德，并不是说他出生在常德，从族谱记述的口气看他应出生在封侯地之外。按常规，他该出生在当时人文条件相对更优越的祖籍地，我们认为其祖籍地就是与常德相邻的包括会同在内的沅水中上游的五溪地区即湘西地区。其依据：①我国老一辈著名学者闻一多、陈元德、、芮逸夫、马学良、马长寿等，均认为盘瓠、伏羲、炎帝农氏是南方苗族的祖先，2002年，考古工作者在五流境内的沅陵县丑溪口找到了万多年以前苗族始祖盘瓠生活过的洞穴；②考古工作者还在沅水流域的沅陵和会同之间的洪江市发掘出高庙遗址，专家认为5000—7400年前的高庙文化代表了当时南方的最高水平，直接影响着沅水下游至洞庭湖区文化的发展；③苗族的祖先以太阳和象征火的凤凰为图腾，高庙遗址的陶器上发现有太阳和凤凰的图案，会同县连山一带发现有大量与火有关的古地名，民俗学家研究认为沅水“沅”字苗语意为凤鸟；④笔者在会同连山发现了与炎帝有关的“药王洞”及炎帝发明《连山易》留下的蛛丝马迹；⑤伍、吴两姓在湘西地区的人口密度较大，且多是以苗、土家为主的土著少数民族。关于这一点也许有人会斥疑：最早受姓为“伍”的炎帝曾孙，地点在常德，湘西地区的“伍”姓是不是是从常德迁去的呢？从历史、民俗学得知，那个时代姓氏是族人身份的标志，炎帝曾孙受姓为“伍”，湘西地区与之亲缘关系较近的整个神农氏族肯定会随之归姓于“伍”；况且湘西与常德一水相连，地缘相接，很可能湘西当时也是“伍雍侯”管辖范围。

进一步研究发现，炎帝后裔伍、吴家族在湘西地区分布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点就在会同。我们将少数民族伍、吴两姓在湘西的分布情况绘制成图，这个图呈“飞鸟”状：靖州、会同与洪江市的一部分是“鸟身”，西边的天柱（天柱原属会同县，清代分设）芷江、新晃、吉首等为一“翅膀”，东边的城步、绥宁、武岗、洞口为另一“翅膀”，会同县正处于“飞鸟”的心脏部位。会同吴、伍两姓诸多，自古有“十里不离伍，五里不离吴”说法；处于“飞鸟”头部的靖州，1988年全县有姓氏321个，其中吴姓占第二位，占总人口的7.7%,伍姓占28位（据《靖州县志》）。西边“翅膀”以吴姓为主兼有伍姓，民国时期石启贵先生的《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载：“苗族吴、龙、石、麻四大姓，以吴为首”。东部“翅膀”以伍姓为主兼有吴姓，查绥宁、城步、武岗等县市志，伍、吴两姓特别是伍姓在现有人口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从吴、伍两姓不通婚的习俗可以推断，炎帝神农氏后裔在会同一带延续至今，没有中断过香火；如果其中有一姓在当地断代，这种婚俗就不会传承。查历史，湘西地区大批人口的迁入是在元末以后，特别是明末清初时期；会同现有人口的大多数也是这个时期从江西等地迁入的。但是，会同在申报少数民族自治县、1988年调查人口身份时，查阅了县内64姓的73部族谱，其中有72部族谱其始祖是从外地迁入的，唯独一部《伍氏族谱》例外。

会同尚存神农古语“活化石”

语言、民族学家石宗仁先生指出，“在构成民族的四大要素中，以语言最具稳定性，而在语言要素中，又以民族母语最最稳定”。既然我们认为炎帝神农故里在会同，认为神农氏族的子孙在会同繁衍至今，从未中断过香火，那么我们在会同境内就应该找到神农古语的“活化石”。

研究中我们惊奇发现，会同方言确与周边县市截然不同。北面的洪江、芷江，西面的天柱、锦屏，南面的靖州、城步、通道，大众方言都是“西南官话”，非常好懂；东面绥宁、洞口、武岗，说的基本上是“湘语”，交流起来也不困难；唯独会同方言“门的古”，让人莫明其妙。从本文开头语启用的那段方言“一斑”可知“全豹”。

对于会同方言，过去有学者作过专门研究，认为是特殊的地缘关系形成的特殊的语种，即“西南官话”与“老湘话”（邵阳、娄底为“老湘话”、湘潭、长沙等地为“新湘话”）的混合杂交语言。说“会同与绥宁在历史上同属于靖州，会同东界的巫水即从绥宁流入，而且是绥宁入洪江的主要水上通道，来自绥宁湘话的影响是很大的”（见《怀化地区志•方言》）。

对此，笔者不敢苟同：靖州也与“湘话”区的绥宁、城步接壤，为什么靖州方言与会同截然不同？笔者从小就生活在“老湘话”区，觉得湘话与会同方言在词汇上确有许多是相同的，但发音、语调却完全不同。湖南师大胡萍教授实地考察后认为，会同方言成份很复杂，其“血缘”和云南某些方言也有一定的关系。

笔者深入研究认为：会同方言不是受“老湘话”和云南话的影响，而是会同方言影响了“老湘话”和云南话（笔者初步考证，云南彝族的祖先是东汉和三国时期从湘西迁徙过去的），因为会同方言比它们很古老，会同方言的“遗传基因”可以追溯到五六年前炎帝神农时代。何以见得会同方言是神农氏族的古语呢？限于编幅，这里略证一、二（另有论文待发）。

第一，任何事物都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现代人类语言的语调都是变化有致、丰富多彩的，而会同方言语调平直、呆板，保持着较大的原始性。如本文开头列举的那句话，用普通话读起来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和轻声搭配有致，非常动听；而用会同方言读起来就不一样了（会同土生土长的张宏早同志读音）：全句共41个字，其中低音上声字只有1个，高音去声字只有6个，34个字为平声字；34个平声字中轻声字和阳平字合起来只占12个，其他22个全部为阴平字，占总数一半多。

第二，会同方言中保留中古汉语读音的字特别多。如“中”读成“通”、“是”读成“舌”、“昌”读成“汤”、“也”读成“哑”、“夹”读成“嘎”、“舍”读成“洒”、“姐”读成“家”、“大”读成“态”、“话”读成“挖”、“头”读成“条”……数不胜数。估计，所占比例在一半以上。仅从古读音这一点看，会同方言还保持在汉唐水平。

第三，会同方言母语与苗族古语自称同出一辙。会同方言中最具特色的是“带古”（这个）、 “咯估”（那个），“门的古”或“猛的古”（这样子、那样子），而这些正是最常用的最难改变的母语。南方苗族自称在伏羲时代为“句芒”，神农时代为“句甿”，九黎时代为“根牟”，三苗时代为“荆（古读为根）蛮”，荆蛮以后为“仡蒙”、“仡模”、“仡芒”、“仡猫”、“苗”。两相对照，我们不难发现，会同方言母中的“门”、“猛”和苗族自称中的“蒙”、“模”、“甿”、“芒”、“牟”、“蛮”、“猫”、“苗”同出一辙；会同方言母语中的“咯”、“估”、“古”和苗族自称中的“仡”、“句”、“根”同出一辙， 只一声之转或发音口形略有变化。

可见，会同方言的确是炎帝时代神农氏族一脉相传下来的原始语言。这反过来更好地证明了炎帝故里在会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