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后期,山西寿阳祁氏是享有盛名的望族,与常熟翁家齐名,时称“南翁北祁”。前者的代表人物是翁心存、翁同;后者为祁韵士、祁藻、祁世长。与翁家相比,祁氏虽无“状元门第”之荣,却亦有“帝师”之誉,且三世之中,代有翰林。或以史地之学名动天下,开一代学术新风;或以诗文书法领袖群伦,影响嘉道以降诗旨书趣。屡掌著名书院者有之,累柄朝廷文衡者亦有之,育才督学,家风有声。以今日眼光来看,称寿阳祁氏为清代中国的“文化名门”,实不为过。
      祁家真正为世所知,首当归功于史地名家祁韵士(1751～1815年)。祁韵士,字鹤皋,1778年中进士,后授翰林院编修,任《四库全书》分校官和国史馆纂修。他一生学术先重考古,后转为经世,在清中期学术由汉学转向“经世实学”的过程中,具有某种象征意义。这在他个人,也有早期学术对象选择上的偶然性。他任职国史馆时,恰受命编《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历时8年而成,由此形成了对于边疆史地研究的浓厚兴趣。后该书又多次增补。他还根据纂修该书时积累的资料,编成一部新疆和西藏地区的重要编年史著《皇朝藩部要略》。1805年,祁韵士因亏铜案被罢职判罪,遣戍西域,然而他因此获得了实地考察西北边疆、印证所学、纠谬补偏的绝好机会。流放伊犁期间,他受伊犁将军松筠之命编纂新疆地志,遂抱定“倘不足以信今而证古,是无益之书,可以不作”的宗旨,把考证书史和实地见闻结合起来,编定了《西陲总统事略》、《西陲要略》和《西域释地》等书,集中汇聚了他西北史地学研究的主要成就,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820年前后,由于张格尔叛乱的发生及其活动的加剧,西北边务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西北边疆史地学的研究蔚然成风。而首开这股学风的正是祁韵士和徐松。徐松,字星伯,其最为重要的史地名作为《伊犁总统事略》(后道光帝赐名《新疆识略》),在当时同样产生了很大影响,然该书正是在祁韵士《西陲总统事略》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充、深化而成。由此也可见,祁氏在这一新兴的学术潮流中具有着真正名副其实的先驱地位。
      依笔者之见,讲求“经世”之学,开清代中后期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新风尚,实乃寿阳祁氏文化的精髓之一。它预示着乃至直接标志着嘉道之际乾嘉汉学向“经世实学”的近代转向。对于祁家来说,这无疑是祁韵士创造和遗留下来的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除了祁韵士本人的开拓性贡献之外,其子祁藻在弘扬嘉道咸同时期边疆史地研究“经世致用”的学风方面,也发挥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这一点,与他当时崇高的政治地位和士林领袖的特殊身份有着密切的关系。以往,学界对此似尚缺乏应有的注意。
      祁藻(1793～1866年),字春圃、淳甫,为祁韵士的第五子。1814年中进士,1821年入值南书房,后累官至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1849年任上书房总师傅。咸丰登基后,拜为体仁阁大学士,赏太子太保衔,充进讲官。1861年同治皇帝即位后,又被任命为幼皇的四个师傅之一。可谓道咸同三朝官至极品的老资格重臣。卒后谥“文端”。祁藻做人有则,为官有道,行政务实,很受时人称赞。《松轩随笔》记载说:“寿阳相国性如玉洁,心比春和,学博而不矜才,丰而不露,见人有善必称道之。其休休有容之度,盖有古大臣之风焉。”鸦片战争时期,祁藻支持林则徐禁烟主战,并偕黄爵滋视察福建海防和禁烟事,与权臣穆章阿意见多左,后又与肃顺不和,反对肃顺“铸大钱”,因志不遂而多次请辞,加之又为诗坛盟主、书法中坚,一时颇得士林清望。
       就学术而言,祁藻虽不废考据,却更为注重秉承乃父“经世”之宗旨。他政务繁多,在西北史地学方面无暇深研专攻,但仍与俞正燮、张穆、何秋涛等著名边疆史地学者密相交游,并广刊边疆史地著作,有力地推动着这股学术新风向前发展。其父祁韵士的名著《藩部要略》、《西域释地》和《西陲要略》等,就是他特请张穆等逐一校订之后加以刊行,使之得以较多流传于世的。张穆在校勘祁韵士著作之前,对西北史地已有钻研,然并无杰出成绩。他后来成为道咸时期最为出色的边疆史地学名家之一,与祁藻的识拔、鼓励实分不开。其杰作《蒙古游牧记》,堪称清代研究蒙古地理最详博的著作。但该书最初的创作念头,就是产生在校勘《藩部要略》一书的过程之中,因他发现《藩部要略》详于“编年”,而短于“地志”,遂立志补其不足。《蒙古游牧记》完成后,祁藻又慧眼识精品,特出资刊行,为这一杰作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序言中,他大赞此书,称其“结构祥而有体,征引赡而不秽,考订精而不浮、确而有据”,尤其欣赏其能将经世与考据、今务与古义两相结合的治学精神。他写道:“海内博学异才之士,尝不乏矣。然其著述卓然不朽者,厥有二端:陈古义之书,则贵乎实事求是;论今事之书,则贵乎经世致用。二者不可得兼。而张子石州《蒙古游牧记》独能兼之。”从这里,今人不难窥见祁藻当时的学术旨趣和嘉道学风转移时期的那种真实的过渡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