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诗人--戴望舒

    中华戴氏网 2012年6月13日 中华戴氏网


                            

戴望舒(1905.3.5-1950.2.28)笔名有戴梦鸥、江恩、艾昂甫等。生于浙江抗州。是中国现代著名的诗人。

  1923年,考入上海大学文学系。1925年,转入震旦大学法文班。1926年同施蛰存、杜衡创办《璎珞》旬刊,在创刊号上发表处女诗作《凝泪出门》和译魏尔伦的诗。1928年与施蛰存、杜衡、冯雪蜂一起创办《文学工场》。1929年4月,第一本诗集《我的记忆》出版,其中《雨巷》成为传诵一时的名作,他因此被称为“雨巷诗人”。

  1932年参加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的编辑工作。 11月初赴法留学,入里昂中法大学。1935年春回国。1936年10月,与卞之琳、孙大雨、梁宗岱、冯至等创办《新诗》月刊。

  抗战爆发后,在香港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起出版《耕耘》杂志。1938年春在香港主编《星岛日报.星岛》副刊。1939年和艾青主编《顶点》。1941年底被捕入狱。在狱中写下了《狱中题壁》、《我用残损的手掌》、《心愿》、《等待》等诗篇。

  1949年6月,在北平出席了中华文学艺术工作代表大会。建国后,在新闻总署从事编译工作。不久在北京病逝。

 

《雨巷》使他一夜成名

1923年秋,18岁的戴望舒考入上海大学。两年后,进入法国教会在上海办的震旦大学特别班学习法文。法国神甫教的是雨果、拉马丁、缪塞等浪漫派的经典作品,但戴望舒有更强烈的追新倾向,喜好果尔蒙、耶麦等后期象征派的作品。他后来成为那个时代把中国古典诗艺跟西方最新诗艺结合得最好的现代诗人之一,与他的这段学习经历有很大关系。他最早的译诗就是在震旦读书期间,将雨果的《良心》译成中文。之后戴望舒在施蛰存、杜衡创办的刊物《璎珞》上,发表了散文诗《凝泪出门》、《流浪人之夜歌》等,并翻译诗歌《瓦上长天》、《泪珠飘落萦心曲》。这两首诗的作者魏尔仑,是法国象征主义的主将之一。戴望舒用民间小曲的形式来译,但措辞则像宋词小令,用的是文言文。

1929年4月,戴望舒编定的第一本诗集《我底记忆》,由他自己主持的水沫书店印行。这是他前期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作。他的诗从闻一多、徐志摩那儿获取的主要是外在韵律和格式,而从英法诗歌那儿汲取的主要是“忧郁的情调”。他早年诗歌形式上的传统倾向还表现在段式上,如多用四行段,其次是三行段。1928年8月,他作的格律诗《雨巷》在《小说月报》发表。诗中写道:“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叶圣陶在编发这首诗时,称许他替新诗的音节“开了一个新的纪元”。由于叶圣陶的极力举荐,戴望舒一夜成名,并以“雨巷诗人”之名行世。朱自清也曾评定这首诗说,戴望舒“注重整齐的音律美,但不是铿锵而是轻清的”。

戴望舒靠《雨巷》成名,但他在诗坛的领袖地位则是《现代》杂志造就的,或者说是主编施蛰存的张扬与推动所致。在这个杂志里,他发表了大量的诗歌的译作。

与众不同的留学生涯

戴望舒与施蛰存当年是一同考进上海大学的同窗好友。戴望舒迷上了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年,由于他的执著追求,1931年春夏之交,施绛年终于心有所动,决定与望舒订婚。但她提了一个条件:戴望舒要出国留学,取得洋学位并找到体面工作后,才跟他正式结婚。于是,1932年10月8日,望舒搭乘邮船从上海前往法国。那时走海路需要整整一个月。到巴黎后,他一面在巴黎大学旁听,一面在一所语言学校学西班牙语。但他似乎对学位没多少兴趣,甚至没有读书计划。他在法国忙于写、译,这跟他我行我素的诗人性格有很大关系。

作为望舒的挚友,施蛰存在国内身兼他的代理、亲友、财务总管等数职。望舒每月给施一定数量的文稿,施负责联系发表、出版事宜,并每月给他汇出一定的款项。但望舒的稿费根本不足以应付他在巴黎的生活,因此施还得在国内为他筹钱,时时接济他。后来戴望舒进入费用比较低的里昂中法大学,攻读法国文学史。但他在巴黎的“老毛病”又犯了,很少去教室听课,几乎用全部时间在搞翻译。他在法国期间的译作主要有:《苏联文学史话》,这是高力里用法文写的著作,法文原名叫《俄罗斯革命中的诗人们》。此书1934年由巴黎伽利马书店出版,仅一个月后,望舒就把它全部译完了。但这部译作直到1941年12月才在香港出版。望舒在译者附记中花费相当的笔墨,以控诉的语调,交代了本书在出版上的命运:“把译稿寄到中国以后,却到处碰壁……单是这部小书的题名,已够使那些危在旦夕的出版家吓退了。”

戴望舒还给他译的《比利时短篇小说集》里的每一篇小说都写了译者附记,介绍了作者和作品。如对于象征主义大师梅特林克的《婴儿杀戮》,戴望舒的评价是“神似弗兰特画派初期之名画”。他译的《意大利短篇小说集》1935年9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共收意大利短篇小说10篇,最早的是16世纪的彭德罗的《罗米欧与裘丽叶达》(莎翁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即取材于此)。另外还有《法兰西现代短篇集》,以及法国梅里美的《高龙芭》、高莱特的《紫恋》等。戴望舒在法国不仅从事法译汉,还做汉译法的工作。当时把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法语在法国是很难发表的,更不要说稿费了。他之所以做这项工作,主要是因为他与法国汉学家艾登伯的关系。艾登伯比他小四岁,非常同情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为了能直接阅读中国文学作品,他学习中文,并给自己起了个中国名字“艾田蒲”。艾登伯把戴望舒作为一个翻译家介绍给《新法兰西评论》和《欧罗巴》——这是为数极少的有可能给他稿费的杂志。戴望舒汉译法的作品有张天翼的短篇小说《仇恨》。他与艾登伯还合作译了施蛰存的《魔道》(法文译名为《吸血鬼》)等。1957年艾登伯曾应周恩来邀请,率法国汉学家代表团来华访问,回去后写了颇有影响的《东行记》。

但是与法国相比,西班牙对戴望舒似乎更具有魅力。早在1928年他23岁时,就翻译出版了西班牙作家伊巴涅斯的小说《良夜幽情曲》和《醉男醉女》。此后他翻译的较多的是另一个西班牙作家阿佐林的作品。1933年8月,戴望舒从里昂乘火车去西班牙旅行。在那段时间,他除了游历,大部分时间是上图书馆、逛书店和书市。他购买了不少西班牙语的书籍,光是《堂·吉诃德》就买了好几个版本。他一直将翻译《堂·吉诃德》当做自己一生最大的心愿,回国后经胡适的介绍,中英文化教育基金会曾约其由原文直接翻译这部巨著。据施蛰存说:“这个翻译工作是做完成的,但因为译稿按月寄去北京,经过战争,全稿至今

不知下落。”叶灵凤也说过,戴望舒翻译此书不久,就爆发了抗日战争;但是十多年来,他一直在继续着这件工作。但现在我们能见到只是一些片断,如《香港文学》1990年第7期登载过的望舒译稿《吉诃德爷传》。不管怎么样,中国读者没能看到望舒的全译本,这是极为可惜的。

戴望舒在西班牙还买了阿耶拉全集,阿索林等现代作家的小说和散文集,洛尔迦等当代诗人的诗集等。这些书籍对他回国后从事西班牙文学翻译起到了莫大的作用。10月下旬,望舒由西班牙回到法国。但他没能继续呆下去——里昂大学把他开除了。有人说,被开除的原因并不是他的旷课离校。1934年春季,巴黎以及法国若干大城市爆发群众游行,反对法国日益猖獗的法西斯势力,他去参加了。在西班牙旅游时,他又参加了西班牙进步群众的反法西斯游行。西班牙警方通知了法国警方,于是学校将他开除,并遣送回国了。

创作与翻译的黄金时期

望舒回到上海,才知施绛年已另有所爱。于是两人登报解除婚约。此时望舒暂时住在挚友刘呐鸥的公寓里。同住的还有穆时英、杜衡等。穆时英见望舒一直未能摆脱失恋的阴影,就把自己的妹妹穆丽娟介绍给他。穆丽娟刚18岁,从上海南洋女中毕业,也许因为哥哥的关系,她也喜欢文学,对文学上颇有成就的戴望舒仰慕不已。戴望舒请穆丽娟帮他抄写文稿,渐渐两人产生情感,便于1936年6月举行婚礼。婚后戴望舒除了写作和翻译,还到附近的一个教堂去向俄罗斯神甫学习俄语。不久他就开始翻译普希金、叶赛宁等俄罗斯诗人的作品。

1935年10月,由望舒主编,脉望社出版的《现代诗风》问世。施蛰存、戴望舒、杜衡三人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号称“文坛三剑客”。由于作者的知名度和作品的质量,第一期《现代诗风》1000册很快就卖完了。可是戴望舒没有趁着这股热劲继续编第二期,他有了新的构想,要和“北方诗派”携手合作,出《新诗》月刊了。三十年代初的诗歌界存在着南北对峙问题,北方诗派包括“新月派”和“后期新月派”,代表诗人有卞之琳、何其芳、林庚、曹葆华等。南北之分并不只是地域不同,而是由作品的“精神”来加以区别的。戴望舒弃《现代诗风》而创《新诗》,就是想要实现他那“南北大团结”的构想。当时新月派首要人物徐志摩飞机失事亡故,朱湘跳江自尽,领头的卞之琳欲打破与现代派对立的局面,与南方诗人颇为友好,时常联络。也许望舒正是看准了这种趋势,加紧操作,创办《新诗》,便是他促使南北诗派联合的具体表现。

1936年10月,《新诗》创刊号诞生。这是戴望舒为中国诗歌所做的最大的一件事,他为之花费了巨大心血。《新诗》社址就设在上海亨利路永利村30号他自己家里,经费也主要来自他个人的腰包。他出了100元,徐迟和纪弦各拿出50元。《新诗》的编委是一个豪华的阵容,他们是:卞之琳、孙大雨、梁宗岱、冯至、戴望舒。徐迟和纪弦虽然是出资者,却没有列入编委之列,只是跑前跑后,做诸如校对、印刷、联络等编务工作。《新诗》1937年7月停刊,一共出了10期。在《新诗》上发表作品和译品的有八九十人,“新月”、“后新月”和“现代”济济一堂。

这一时期,望舒利用自己手中的刊物,介绍、翻译了不少外国诗歌,都是现代诗人的作品。如《新诗》第一期上有他自己写的散文《记诗人许拜维艾尔》和他自己译的《许拜维艾尔白描像》、《许拜维艾尔自选诗》和《许拜维艾尔论》等。这一关于许拜维艾尔的专辑,在中国第一次比较全面地介绍这位重要的法国当代诗人。《新诗》第二期又推出规模相对小一些的西班牙诗人沙里纳思专辑。第三期上有戴望舒译的《勃莱克诗抄三》。勃莱克现通译为布莱克,是英国18世纪末、19世纪初重要的诗人兼版画家。望舒译了布莱克的《野花歌》和《梦乡》等作品。《新诗》第七期上有戴望舒用笔名艾昂甫发表的《叶赛宁诗抄》。叶赛宁的作品以俄罗斯乡村生活为背景,自称是俄罗斯最后一位田园诗人。最重要的,还数第七、第八期上分期发表的戴望舒译的梵乐希(现在通译为瓦雷里)的《文学》。那是瓦雷里关于文学的一些思想片断,极为深刻、精练。

望舒本来是同情左翼思潮的,但他从不随声附和多数人的说法,宁愿背负骂名,也要坚持自己的见解。就在左翼文艺大张旗鼓争辨“国防文学”的时候,他因为对“国防诗歌”的不满,从维护诗歌艺术品位出发,不惜站到了与左翼对立的位置上。他尖锐地批评了国防诗歌的偏狭、粗糙,认为那些国防诗歌论者“不了解艺术之崇高,不知道人性的深邃”,而有些作品“只是一篇分了行、加了勉强的韵脚的浅薄而庸俗的演说词而已”。因此他还译了许多高质量的西班牙抗战谣曲来给中国的诗人们作参照。

戴望舒与左翼诗人分道扬镳后,基本上采取与他们井水不犯河水的态度,惟一的例外是艾青。艾青是主张诗歌大众化,为国家民族尽责,并反映时事的。但他的诗歌修养却主要来自法国和比利时的象征主义。不过艾青只把象征主义看成艺术的表现手法,仅借用了它的器用层面上的意义,所以没被称做象征派诗人。而戴望舒把象征主义看成了诗歌的本质和全部。不过这并不妨碍这两位大诗人的交往。

新中国成立后,戴望舒应邀参加首届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大会,胡乔木点名调任他为新闻出版总署国际新闻局的法文科科长。但他很快就病倒了。1950年2月28日,他在给自己打针时因用药过量,不幸逝世,时年仅45岁。

戴望舒(1905.3.5——1950.2.28)现代诗人。原名戴梦鸥。笔名艾昂甫、江思等。 浙江杭县( 今余杭市)人,祖籍南京(生于杭县)。他的笔名出自屈原的《离骚》:“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 。”意思是说屈原上天入地漫游求索,坐着龙马拉来的车子,前面由月神望舒开路,后面由风神飞廉作跟班。望舒就是神话传说中替月亮驾车的天神,美丽温柔, 纯洁幽雅。


生平简历
1923年秋天,考入上海大学文学系。1925年,转入震旦大学学习法语。1926年与施蛰存、杜衡等人创办《璎珞》旬刊,发表诗作《凝泪出门》。1928年与施蛰存、杜衡、冯雪峰创办《文学工场》。1929年4月,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我的记忆》,这本诗集也是戴望舒早期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作,其中最为著名的诗篇就是《雨巷》,受到了叶圣陶的极力推荐,成为传诵一时的名作。

1932年他参加施蛰存主持的《现代》杂志编辑社。11月初赴法国留学,先后入读巴黎大学、里昂中法大学。不过在留学期间,他并不喜欢去课堂听课,而是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了翻译外文著作上。当时他翻译了《苏联文学史话》、《比利时短篇小说集》和《意大利短篇小说集》等,另外还研读了西班牙作家的许多小说集。1935年春天,由于他参加了法国和西班牙的一些反法西斯游行,被学校开除,于是便启程回国。1936年6月,与穆时英的妹妹穆丽娟结婚。

1936年10月,戴望舒与卞之琳、孙大雨、梁宗岱、冯至等人创办了《新诗》月刊,这是中国近代诗坛上最重要的文学期刊之一。《新诗》在1937年7月停刊,共出版10期,是新月派、现代派诗人共同交流的重要场所。

抗日战争爆发后,戴望舒转至香港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并且创办了《耕耘》杂志。1938年春主编《星岛日报·星岛》副刊。1939年和艾青主编《顶点》。1941年底被捕入狱。

1949年6月,参加在北平召开的中华文学艺术工作代表大会。后担任新闻出版总署国际新闻局法文科科长,从事编译工作。1950年在北京病逝,享年45岁。安葬于北京西山脚下的北京香山万安公墓,墓碑上有茅盾亲笔书写的“诗人戴望舒之墓”。

戴望舒通法语、西班牙语和俄语等欧洲语言,一直从事欧洲文学的翻译工作,他是首个将西班牙诗人洛尔卡的作品翻成中文的人。

 


代表作
《雨巷》并因此作被称为雨巷诗人,此外还有《寻梦者》、《单恋者》、《烦忧》等。1923年入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1925年转入上海震旦大学学习法文,并于翌年就读于该校法科。先后创办过《璎珞》、《文学工场》、《新诗》等刊物。1926年春,开始在与施蛰存合编的《璎珞》旬刊上发表诗歌,处女作《凝泪出门》。1928年《雨巷》一诗在《小说月报》上刊出,受到人们注意,他由此获得雨巷诗人称号。这一时期的作品在艺术上保留着中国古代诗歌传统及欧洲浪漫主义诗歌的痕迹,并带有明显的法国象征派诗人魏尔兰、中国的李金发等人的影响。

1929 年出版的诗集《 我底记忆》大部为此时期的作品。

1932年《现代》月刊创刊,他曾在该刊发表许多著、译作。同年11月赴法国,曾在巴黎大学、里昂中法大学肄业或旁听,并继续从事著、译活动。编定诗集《望舒草》于1933年出版。这一阶段的诗作数量较多,艺术上也较成熟,在创作中最具代表意义,他由此成为中国新诗发展史中现代派的代表诗人。

1935年从法国回国。1937年出版诗作合集《望舒诗稿》。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在上海继续著译, 1938年5月赴香港。与许地山等人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任理事。其间主编《星岛日报》副刊《星座》和英文刊物《中国作家》等。香港为日军占领后,以抗日罪名被捕,陷狱中数月,健康受到很大损害。抗战开始后的作品,从生活、情绪到艺术风格转向积极明朗。

1941年所作《狱中题壁》和稍后的《我用残损的手掌》,表现了民族和个人的坚贞气节。这一时期作品后来收入《灾难的岁月》,1948年出版。抗战胜利后回上海,在上海师范专科学校任教。1948年再次去香港,1949年辗转到北京,参加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在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工作。
1989年《戴望舒诗全编》出版。诗集主要有《我的记忆》《望舒草》《望舒诗稿》《灾难的岁月》《戴望舒诗选》《戴望舒诗集》,另有译著等数十种。为中国现代象征派诗歌的代表。

戴望舒的诗歌主要受中国古典诗歌和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影响较大,前者如晚唐温庭筠、李商隐,后者如魏尔伦、果尔蒙、耶麦等,作为现代派新诗的举旗人,无论理论还是创作实践,都对中国新诗的发展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在诗的内容上他注重诗意的完整和明朗,在形式上不刻意雕琢。

戴望舒一生与三位女性有不解之缘,他的初恋是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年、而他的第一任妻子是穆时英的妹妹穆丽娟,第二任夫人是杨静。

 


著作书目

《我的记忆》(诗集)1929年,水沫书店
《望舒草》(诗集)1933年,现代书店
《望舒诗稿》1937年(自费出版)
《灾难的岁月》(诗集)1948年,星群
《戴望舒诗选》1957年,人文
《小说戏曲论集》1958年,作家出版社
《戴望舒诗集》1981年,四川人民出版社


翻译书目

《少女之誓》法国 沙多勃易盎著,1928年,开明书店
《鹅妈妈的故事》法国 沙.贝洛尔著,1928年,开明书店
《意大利的恋爱故事》与赵景深、黎锦明合译, l928年,亚细亚
《天女玉丽》法国 保尔.穆杭著,1929年、尚志
《爱经》古罗马 古沃维提乌思著,1929年,水沫书店
《屋卡珊和尼各莱特》(法国古弹调)1929年,光华
《唯物史观的文学论》法国 伊可维支著,1930年,水沫书店
《一周间》 苏联 里别进斯基著,与苏汉合译,1930年,水沫书店
《麦克倍斯》(话剧)英国 莎士比亚著,1930年,金马
《青色鸟》法国 陀尔诺夫人著,1933年,开明书店
《法兰西现代短篇集》(选译)1934年,天马
《高龙芭》(中篇小说)法国 梅里美著,1925年、中华书局
《意大利短篇小说集选译》1935年,商务印书馆
《比利时短篇小说集选译》1935年,商务印书馆
《西班牙短篇小说集选译》1936年,商务印书馆
《比较文学论》法国 提格亨著,1937年,商务印书馆
《密友》意大利 皮蓝德娄等著,与人合译,1941年,三通
《恶之花掇英》(诗集)法国 波德莱尔著,1947年,怀正
《洛尔伽诗钞》西班牙 洛尔伽著,1956年,作家出版社
《戴望舒译诗集》1983年,湖南人民出版社

 

名作赏析
雨巷

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着
一个丁香一样的
结着愁怨的姑娘 。

她是有
丁香一样的颜色,
丁香一样的芬芳,
丁香一样的忧愁,
在雨中哀怨,
哀怨又彷徨;

她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
撑着油纸伞
像我一样,
像我一样地
默默彳亍着,
冷漠,凄清 ,又惆怅。

她静默地走近
走近,又投出
太息一般的眼光,
她飘过
像梦一般地,
像梦一般地凄婉迷茫。

像梦中飘过
一枝丁香的,
我身旁飘过这女郎;
她静默地远了,远了,
到了颓圮的篱墙,
走尽这雨巷。

在雨的哀曲里,
消了她的颜色,
散了她的芬芳,
消散了,甚至她的
太息般的眼光,
丁香般的惆怅。

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飘过
一个丁香一样的
结着愁怨的姑娘。

 


后人评价

戴望舒:象征派的形式,古典派的内容(蓝棣之)
曾经有人说戴望舒诗是诗坛的“尤物”,大概是说它美艳而富于可怕的诱惑性吧,自然这是寓贬于褒的。我愿意在正面意义上使用“尤物”这个词,我认为戴诗美丽而富于感情,有亲切、柔美的抒情风格。戴诗的魅力来自他那诚挚而忧伤的感情。他的诗与20世纪20年代臻于高潮的英语系的现代主义诗的重“知性”不尽相同,他的诗主情,情是他的诗的骨子。尽管他很快就抛开了浪漫派,而倾向于象征派,甚至后来还倾心于后期象征派,但他的诗一直有浪漫主义的情愫。他的《诗论零札》认为诗所表现的,是情绪的抑扬顿挫,是去掉了音乐与绘画成分的纯粹的情绪。他的诗集,无论是《我的记忆》,还是《望舒草》,或者《灾难的岁月》,都是抒情和以情取胜的。如果拿40年代成长起来的穆旦的诗加以比较,一个重知性,一个重感情,区别是很显然的。番草在纪念戴望舒的文章中曾说,当时他们那一批诗人所喜爱的诗,是兼有浪漫主义的情愫与象征主义的意象。戴望舒的诗风大体上可以说是象征主义的,但它没有象征主义的神秘与晦涩,更非只是官能的游戏。戴望舒的诗是感情的,但不是感伤的。感伤是感情的矫饰虚伪,是感情的泛滥,戴诗里没有这样的东西。所以,在《望舒草》出版的那个时候,曾经有朋友说他的诗是象征派的形式,古典派的内容。杜衡也说戴诗很少架空的感情,铺张而不虚伪,华美而有法度,的确走的是诗歌的正路。
戴望舒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对政治和爱情作理想主义的苦苦追求,但其结果,却是双重的失望。在他的诗中,姑娘的形象往往寄寓着他的理想,而孤独的游子的形象则往往是诗人自己。他的诗常常表现出游子追求理想的命定的徒劳,而这里的特点恰好又是对没有希望的理想付出全部的希望与真情。戴望舒曾熟读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魏尔伦。苏联学者契尔卡斯基说过,就多愁善感的气质说,戴望舒也接近魏尔伦。魏尔伦《无言的歌集》表达了巴黎公社失败后,不知所措的知识分子苦闷沮丧的情绪,其基调是对于诗人的理想和他周围的肮脏生活相脱节的悲剧感。戴望舒的诗,则表现了从五四运动激昂地飞腾起来的理想,同淹没于血泊之中的1925—1927年大革命现实相脱节的悲剧感。他的诗自然不是反抗的和战斗的,但也不是环境的奴隶。他的成名作《雨巷》里的那位丁香一样的姑娘,显然受到命运的打击,但她没有乞求或颓唐,她是冷漠和高傲的,她仍然是那样的妩媚动人,她在沉重的悲哀下没有低下人的尊贵的头,像一面旗子一样地忍受着落到头上的磨难。诗人在这里坚持了人的尊严和顽强生命力的思想。人和理想,惶惶不安的人和无法实现的理想,这就是戴望舒诗的悲剧主题。

 

戴望舒译法国诗歌

戴望舒是知名的诗人,也是一位成果斐然的翻译家。对于他的译诗,陈玉刚主编的《中国翻译文学史稿》和陈丙莹撰写的《戴望舒评传》曾辟有专节进行论述。陈丙 莹对戴的译诗给予了极高评价,说戴望舒的译诗“以中国现代文学语言曲尽西方诗歌(特别是精微的象征派诗)深蕴的内容与繁富的音节,更是成了诗歌翻译学者们 学习的范本。”
戴望舒从三十年代开始翻译法国诗歌,仅收录在《戴望舒译诗集》中的就有包括雨果、魏尔伦、果尔蒙、保尔·福尔、耶麦、比也 尔·核佛尔第、苏佩维艾尔、瓦雷里、阿波里奈尔、爱吕亚、勃德莱尔等诗人的诗作75首。关于译诗,戴望舒和艾略特一样,曾持“诗不能译”的观点,但后来的 实践改变了他的看法。他在1944年的《诗论零札》中说:“说‘诗不能翻译’是一个通常的错误,只有坏诗一经翻译才失去一切。因为实际它并没有‘诗’包涵 在内,而只是字眼和声音的炫弄,只是渣滓。真正的诗在任何语言的翻译里都永远保持它的价值。而这价值,不但是地域,就是时间也不能损坏的。翻译可以说是诗 的试金石,诗的滤罗。不用说,我是指并不歪曲原作的翻译。”戴的译诗特别强调“忠实”。传神地体现出原诗的诗味、诗性与诗境。请看他翻译的魏尔伦的那首著 名小诗《瓦上长天》。
魏尔伦的法文原诗为:
Le ciel est,par-dessus le toit,
Si bleu,si calme !
Un arbre,par-dessus le toit
Berce sa palme.
La cloche dans le ciel qu’on voit
Doucement tinte.
Un oiseau sur l’arbre qu’on voit
Chante sa plainte.
Mon Dieu, mon Dieu,la vie est la,
Simple et tranquille.
Cette paisible rumeur-la,
Vient de la ville.
Qu’as-tu fait,o toi que voila
pleurant sans cesse,
Dis,qu’as-tu fait,toi que voila,
De ta jeunesse ?
再看戴望舒的译诗:
瓦上长天
瓦上长天
柔复青!
瓦上高树
摇娉婷
天上鸟铃
幽复清
树间小鸟
啼怨声。
帝啊,上界生涯
温复淳
低城飘下
太平音。
——你来何事
泪飘零,
如何消尽
好青春?
陈丙莹评析道:
在经过精心地雕字琢句译成的魏尔伦的诗中,我们会感到年青的戴望舒从这位异国的象征派大师俏丽的伤感的诗句中找到了知音。……诗人在翻译这些跳荡、轻倩的诗句时一定是很激动的。
这首小诗意象很美,“碧瓦青天,高树清铃,天上静穆,人间温存,然而,如此良宵,‘我’却感到身世飘摇,心中不由然升起无端的苦恼忧愁……”周宁在《外国名 诗鉴赏辞典》中如是评说。他还说:“象征派诗人魏尔伦的诗,极富音乐性,其许多小诗的魅力,尽在于此,国内译魏尔伦的诗,相对而言还是较多的,有些诗的意 境译得很高明(中国诗学中的意境大概是空间意义上的),但传神地翻译再现其诗的音乐性的,却很少,或许这是不可强求的,是语言本身的局限,笔者对比过数首 诗的译文与原文;最后觉得,还是戴望舒先生译的《瓦上长天》,虽能传其音乐性之神。”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戴望舒是诗人,因而诗心相通,诗情与共,善 于用诗的语言“以诗译诗”呢?
另:其作品《我用残损的手掌》被粤教版初三语文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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