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次修谱过程中，参与编纂的宗亲大都认为，旧谱资料虽征集不少，而因各谱来源各异，水平各一，对一些重大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很有必要趁本次合修族谱的难得机会，考证旧谱中确有的鹿马之谬，或鲁鱼之误。对此，我深有同感，自忖我辈义不容辞，遂不揣谫陋，欣然应允。
这次考辨，编纂同仁怀着对族中先哲十分崇敬的心情，充分理解历届旧谱修成的艰难历史，在认定历届旧谱取得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对若干重大问题，力求有个比较明确、合理、可信和统一的认识。尤其重要的是籍此积聚资料，详陈诸说，揭示问题，拓展视野，为后嗣深入考辨打下一业的基础。本此目的，编者诸君苦心孤诣，齐心协力，经尽两年来的内查外调，广征远采，参阅经史，反复校核，认真考证，已初步有所收获。爰于新谱行将付梓之际，撰成《考辨略纪》，聊以彰我修谱之宗诣，尽我编者之微忱。
一、 关于受姓始祖与起源地问题
考查旧谱资料，关于我锺氏受姓始祖始祖与起源地，有以下多种不同的记述，如：
1、 清咸丰四年（1854年）重修《锺氏族谱》，在《源流总录略》中云：“……至秦寇周，叶公隐居不仕，以颍川锺离山清水秀，为两间秀气所锺，又为州犁食采之故土，遂姓锺氏。”
2、 1887年宁冈、酃县（现改为炎陵县）、茶陵、永兴、郴州等地合修《锺氏族谱》再校《源流总序》云：“……自微子发祥享国至戴公凡十君越六世，桓公子夷不即位，让国与弟兹父，即五霸时襄公也。其后贤流入于楚，居锺吾之小国，因受氏焉，传锺仪为开姓之祖。”
3、 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东海堂家谱》，重修家谱序云：“我锺姓自建祖受姓发祥以来……”其源流序又云：“建仍仕楚，官为司乐大夫，封于锺吾，锺吾在东海郡司吾城，配楚平王女芊氏，生子一：昌，昌隐居不仕，居集贤村，遂以锺为氏。”
4、 1996年广东省龙川县麻布岗《重修锺氏族谱》源流总略云：“宋偃公之三弟烈公，奔至锺离避难，此地是宋桓公之曾孙、伯宗之子州犁奔楚，在楚国为太宰官职时食采之地。此地山清水秀，于是就以锺为姓。”
5、 龙川谱又云：“宋桓公之玄孙州犁，在楚国为太宰，食采锺离，后其子孙以锺离为姓。传至秦末，九世孙锺离昧为项羽大将，项羽失败后被迫自刭，其次子接公因避仇去离而单姓锺。”
6、 兴国县凌源村《锺氏族谱》中，《源流考证》云：“以锺离昧次子接公，居颍川长社去离姓锺，为受姓始祖。”又云：“气公于秦汉之际，隐于颍川锺离山，故姓锺氏。”
据宋《通志•氏族略》将我国古代姓氏之起源，概括为以国为氏，以郡国为氏，以邑为氏，……等38大类，而每一大类又包含若干种。按以上旧谱所述，我锺氏受姓则可分为以邑为氏和以国为氏两种：一是食采锺离而受姓的祖公有烈公、接公、叶公、气公。此为以邑为氏（按锺离即今安徽凤阳市境，见《读史方舆纪要》）；二是封于锺吾而受姓的祖公有仪公、建公，此为以国为氏（按锺吾即今江苏宿迁西北之司吾城，见《读史方舆纪要》）。上溯这些祖公的氏族源流都属于殷商宋微子启之后裔（按古宋国建都于是商丘南，辖今河南东部和山东、江苏、安徽间地。见《辞海》）。上古时期后裔分别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地域而受姓，因而各旧谱依据的锺氏各派源流始祖的不同，而就有各异的得姓、赐姓或封姓的始祖，如今很难归于画一。但据经史资料可证在我国有史以来出现最早的锺姓人，如《春秋左传》中，公元前584年有楚共王时名将、郧邑大夫锺仪（见鲁成公七年和九年传），他是见经史最早的锺氏名人。还有一位比他稍早的宋昭公时大夫公孙锺离（见鲁文公八年传，公元前619年），有的人亦认为他是姓锺离的最早人（见《元和姓篡》），或因“春秋时，诸侯之子称公子，其孙称公孙。”（见谷梁传僖公十六年），由此可见，此公之姓尚待考定而不宜尊其为受姓始祖。（编者注：据1997年版何兆吉、曲雯编撰《百家姓辈份字行》云：今出土青铜器，有“锺伯侵鼎”，见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四•三•二。锺伯侵，西周晚期人，名侵，锺国族首领，任周王朝大师。锺国族人当有以国为氏者。此说新出，特以附记，待考。）至于上面述及的其他祖公，据查证其出现于史藉，则都后于仪公，如烈公是战国时宋王偃灭亡时（公元前286年）逃奔锺离的。建公虽有的谱说仪公是建公之孙，也有的谱说建公是仪公之后，而据《建公传》载：建公于楚昭王十年时（公元前506年）负楚昭王妹季芊氏渡江逃难，这时建公就是成年人了，亦应当在公元前584年就已成名将的仪公之后。还有接公、叶公、气公按各旧谱记载都生于周朝末期，远远后生于仪公约三百余年。因此，我们认为就我整个锺氏宗族来说，按其在历史上有据可证而又出现最早的仪公，尊他为最早的受姓始祖。这是比较合理的。也是比较可信的。我们这次合修族谱入谱的嗣孙虽非仪公派嫡传后裔（见本修《锺氏源流世系总图》），但仍尊仪公为我锺氏最早的受姓始祖，此属“同姓异宗”问题，待后题再予辨析。
我锺氏先祖，传至周末都先后迁徙至河南开封府许州境。该区的行政区划，历代的变化很大，汉治阳翟（今河南禹州市），晋治颍阴（今河南许昌）隋唐时改许州为颍川郡，明洪武时置颍川卫（今安徽阜阳），可见历史上的颍川管辖范围很广，涉及今颍河流域及其周围地区。自战国宋亡后，我锺氏之子孙在此繁衍生息，至汉代逐步成为望族（如锺皓、锺繇、锺会、锺嵘等都是颍川长社人，即今河南长葛东、许昌市附近），历代谱志遂以颍川为锺氏肇迹之地，并定名为颍川堂。
二、 关于“同姓异宗”问题
锺氏上古源流情况非常复杂，据前题所述，受姓祖公与起源地，可概括为“两地”（锺离、锺吾）、“六公”（仪公、建公、烈公、接公、叶公、气公），故相传有“同姓异宗”之说。由于我锺氏源远流长，限于当时历史条件，上古时期缺乏精确的文字记载；或因战乱频繁，谱牒被毁；或子孙散徙各地，传抄失真；或历代修谱，忽视考证，照抄照刊，以讹传讹。至今千头万绪，难辨真伪。本修为了对此有所澄清，对各谱资料和历史文献对照排比、梳理、综合、分析，力求理顺上古时期的源流世系，现只得就现有源流的时序、世序资料，并参证经史，大体可归纳为以下三大宗派：
（一） 烈公派：即是本届合修族谱之所宗，在时序、世序和经史的有关记述都基本上相互吻合，无明显误差，其可信度较高。惟宋偃公之三弟烈公逃奔颍川锺离避难一事，只在我姓各旧谱中有基本相同内容的记载，但尚未见于经史，故有待于进一步查证史藉。
（二） 仪公派：据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锺氏族谱》的<源流总序>云：“桓公子夷不即位，让国与弟兹父，即五霸时襄公也。其后贤流入于楚，居锺吾之小国，因受氏焉。传锺仪为开姓之祖，仪传建、建传楚、楚传子期、子缵，缵传接、接传烈，烈奔许州，娶似氏，生四子……。”
据考：1、宋襄公兹父（一作兹甫）即位于公元前650年（见《史记•宋微子世家》），其“后贤流入于此”，此“后贤”实指何人？语焉不详。但说“传锺仪为开姓之祖”，虽是“传”（相传或传闻）而无实证，按仪公是公元前584年前后出现经史的人物与宋襄公即位相距很近，几乎是同时期出生的人物，岂可谈得上是“后”贤？！又据《东海堂家谱》载，上文所指宋襄公的“后贤”，应是家谱中记述的“宋桓公（宋襄公之兄）(按：宋桓公与宋襄公《史记》记载为父子关系。)之子公孙纠，纠之孙伯宗（按伯宗之父伯起，一作伯纠，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厅辞典•姓氏考略》，伯起之父是否是公孙纠？还是伯起（一作伯纠）就是公孙纠？待考），伯宗之子伯州犁，犁之子却宛（一作伯宛），宛生伯嚭、伯建，建封锺吾，生子一昌，昌隐居不仕，居集贤村，遂以锺为氏。昌生微（子期）、仪。”按此宋桓公传至仪公即有八代。显然宋桓公之弟宋襄公与仪公不止是如上所说的六、七十年，而应是200～250年之间，故在时序上相悖，此‘后贤流入于楚’的含混之词，令人难以置信者一。
2、”烈奔许州”之说与烈公派所记时序亦相矛盾。按前述烈奔许州避难是在战国宋亡时（即公元前286年），而此序文所说烈公奔许州是指仪公后第六世孙的事，正值公元前430年，与前述烈公派所记奔许时间则早于150余年，故难以置信者二。
3、据《东海堂家谱》载：仪公为伯宗之后的第六世孙，按常理两人相距至少有150年左右。但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云：“晋历公五年（公元前576年）三却谗伯宗，杀之。”（按三却指却锜、却犨、却至。见《史记•晋世家》）可见伯宗是公元前576年期间的人物，与仪公在春秋经传里出现的时间公元前584年，只相距八年，他俩基本是当时同龄人，故从何谈起仪公是伯宗的第六世孙，故此难以置信者三。
4、据1887年版《锺氏源流总序》载：仪公（公元前584年，见经史）传至烈公（公元前286年宋亡时奔许），相传六代，时跨298年，每代平均49.7年，按常理亦不符世系相传的实际，此难以置信者四。
（三）接公派：据广东龙川县1996年版《重修锺氏族谱》载：宋桓公之玄孙州犁，在楚国为大宰，食采锺离，后其子孙以锺离为姓，传至秦末，九世孙锺离昧，为项羽部大将，项羽败后被迫自刎。昧公生二子，长子发居九江，仍故姓，次子接为避仇去离而单姓锺。其子孙以接公为一世祖，后传至十二世孙繇，在三国魏文帝时封平阳侯，其少子会在三国时任镇西将军，后传至唐朝绍京公之后裔至江西南康开基，子孙繁衍昌盛，分布全国及世界各地，兴家立业，又是锺氏一大派系也。
上引谱文没有具体指明自宋桓公至昧公间相传祖公的名字，这里姑且引用《东海堂家谱》记述的世系：宋桓公——公孙纠——伯起（一作伯纠）——伯宗——伯州犁——伯宛——建公——昌公——微公（子期）——昧公。据查证公孙纠非桓公之子，而可能是伯纠之误。（见《史记•宋微子世家》）。若删去公孙纠之名，恰好桓公至昧公如旧谱载相传为九世。但宋桓公是在公元前681年即位，而昧公是秦末时期（公元前207年）项羽部下大将，两公相距约474年，历经九代，每代平均53年之长，按常理是不符合实际的，此存疑者一。
次者按前文所云，若以接公为一世祖，接传烈，烈传复，复传叶，叶传气。按本修锺氏古代世系名录，气公传至繇公，应是廿一世孙，而非上述旧谱所说十二世孙，其间缺九世，故此说据何所云？此存疑者二。
再者，据前文已知烈公（其父为辟兵）是战国末期，与宋桓公同时期（公元前328年）的人物，而接公又是昧公的次子，即秦末汉初人物（公元前195年左右）。若按接传烈之说，子（烈）较父（接）早生百余年，显然有误！况且气公按各旧谱载在汉高祖登基时（公元前206年）年方廿，可是又说气公是接公的第五世孙，但从时序看，接公与气公几乎是同年代 出生的人物，至少是出生年代极其相近，不可能是相距五代，此存疑者三。
再次者，所谓微生昧之说，亦不可信，按前序文意微公即子期公，而子期公是春秋时人物，已见诸史藉，而昧公是秦末汉初人物，时隔三百余年，何成父子关系？此存疑者四。
综上所述，相传我锺氏源流的三大宗派，即烈公派、仪公派、接公派的源流世系，除烈公派的情况，可按旧谱资料基本理顺外，而对仪公派、接公派的源流世系却暂时无法理顺。这一现象的形成，我们认为不外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本修征集到的旧谱资料，大多数是来自赣西南、粤北和湘东地区，而且大都是烈公或接公之后裔，而仪公据旧谱资料载早在中古时期已分派吴越，留在这些地区的谱资料较少，即使有些仪公的内容，亦往往是这些地区的后人，修谱时出于杜撰者居多，其可信度很底。二是自汉景帝时始（公元前156—140年）气公次子运亨公立锺氏族谱，尊气公为启世祖公，传至第20世孙宿公（职任扬州都督，约于公元300年前后），第43世孙昭、穆二公（唐僖宗五年，即公元878年），第92世孙刚、发、毅、裕四公（南宋高宗十年，即公元1140年）都曾先后重修族谱，而因烈公、接公都起源于锺离，后徙居于颍川，后人修谱对两派嗣孙，大都混编于同一源流
世系中，尤其是对显祖名公，都相互入谱，而至流传于今。故旧谱在一世祖气公至九十二世祖之间的世系名录中，祖孙相颠，子侄互易，或增一世，或缺一公的现象则屡见不鲜，此除传抄或刊误者外，其根源盖出于此。
三、 关于祖公南迁北上问题
我锺氏宗族相传为商朝微子启之后裔，自宋微子启发祥享国至秦末历854年，自汉兴启世始祖气公传下至今已有124世，历2204年。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先祖颠沛流离，饱经沧桑，年远族繁，百脉千支，难以尽述。现仅就旧谱资料，并参证经史，以烈公→气公→尚公→提龄公为主脉，简略记述我先祖五次大迁徙的经历：
第一次迁徙：东周时期，诸侯争霸，七国争雄，宋微子启后裔离宋避乱入楚。仪公先祖早于春秋时入楚，他于楚共王时（公元前584年）仕楚，封于郧（今湖北郧县，一作安陆）为郧邑大夫。建公奔锺吾（今江苏宿迁西北司吾城）烈公、接公徙锺离（今安徽凤阳市境）。以上诸公离宋后，而先后受姓。
第二次迁徙：上述诸祖公后裔，分别离起源地溯黄河古道和颍河而上，进入当时比较发达的中原地区，散徙颍河两岸，先后定居今许昌、禹州、长葛、开封等地，传至气公、皓公之后，逐步成为汉代颍川地区的望族。仪公主派据旧谱载则分徙入吴，即今苏、浙、皖辖境。此时值公元前286年至公元120年，历经406年左右。
第三次迁徙：值西晋“八王之乱”，历时十六年，造成客家先民大迁徙。我锺氏气公派嗣孙居住颍上，许州长社等地，亦多遭荼毒，纷纷南迁。据《客家学概论》，转引自武平、蕉岭《锺氏族谱》与《崇正同人系谱》载：晋代，锺先之曾孙锺贤，避难南迁江苏金陵，后因岁荒转徙江西虔州，再迁兴国。锺贤之子锺朝初为南北朝宋国侍郎，后升福建都督府大将军，自兴国移居宁化石壁，后迁长汀。（一说贤公是五代时随闽王王审知自中原光州渡江南下的大将。见《客家风情》此与本次谱载时间约晚480余年，贤公随王之事，有误。——编者）。其后较贤公完些的族人，因避侯景之乱（公元548年）自中原迁金陵，传至绍京公（繇公之15世孙）之祖辈于初唐时期再迁兴国定居。这两支族人先后迁居赣南，就成为我锺姓入赣的开基祖。
第四次迁徙：锺贤之子锺朝徙闽以后，随之迁闽的锺氏族人日益增多，当时，以长汀、武平、宁化一线山区为基点，传至逵公生七子，分派边境内的七个县，沿闽、粤、赣边境逐渐向蕉岭、大埔、兴宁、梅州、长宁、上犹、上杭等地繁衍发展，仍至远达沿海的潮州、广州、泉州、海南、漳州等较发达的地区。自唐代起至北宋期间，锺氏宗族在闽、粤、赣这三角地带进入旺盛时期，当年武平有锺半县之称，大埔的尚公后裔，自宋真宗始，历经仁宗、英宗、神宗、哲宗朝，人文丕振，科甲联芳，理公兄弟十四人俱荣登进士，成为北宋时期江南最有声誉的望族。但自北宋末期家声渐趋式微，宋哲宗绍圣、元符之际（1094～1100年）蔡京、童贯为首的“六贼”用事，大兴党祸，株连忠诚儿孙，理公兄弟谕饬子侄各散一方，提龄公奉公命于元符元年（1098年）乔寓广东惠州府长乐县铁炉坝开基，与兴宁县毗邻，是为该两邑始祖。
第五次迁徙：中原地区的客家先民，历经靖康之变（公元1126年）金兵南下，元军入侵和清军追击南明等多次战乱，都先后大批流徙闽西、粤东北境内，我锺姓族人在此亦已成为客家民系的组成部分，至明、清之际，由于这里的客家人口迅速增长，无法满足客家民系发展的要求，加上自明初以来，日本武士、浪人和商人对我东南沿海的侵扰与掠夺，造成社会动荡，昔日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连年遭到破坏，加剧了客家民系含我锺氏族人的播迁思想。特别是当南明溃亡，反清义士郑成功收复台湾，清庭为切断东南沿海人民与海上义军的供应，于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7月颁布“迁海令”，三次强令沿海居民内迁五十里，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又下令内迁20里，我锺氏族人受迁海令所殃，更加速了在清初北上向赣地复迁的行动。
这次北上向赣地复迁行动，就尚公后裔来说，大致可分成两个阶段：一是明中叶（约公元1460年）始，提龄公后裔12～14世孙分别自粤北、粤东迁入赣南之长宁、定南、信丰、崇义、赣县等地；第二阶段，进入清初，在顺治、康熙年间，曾于上述地区繁衍已达十二、三世以后其中有些族人为谋生求发展，离乡背井，沿罗霄山脉东西麓继续北上，进入当时尚有开发余地的遂川、宁冈、桂东、郴州、永兴、资兴、酃县、攸县、茶陵的边缘山区，初多以单家独户进入山区为棚民，披荆斩棘，开垦荒地，以后才逐步定居繁衍起来。如东源房的茂生公和坳上房的展臣公是由长宁（今寻乌县）迁来的，泥湖房的载杨公得小里房的仕才公是由定南迁来的等等。
四、 关于锺、陈、邬、赖分姓问题
据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锺氏族谱源流总序》云：“……烈奔河南许州，娶姒氏生四子：长复、次优、三宋、四项，遂分锺、陈、邬、赖四姓。”又据邬声名先生家藏《邬氏族谱》（1922年版），在序文中也有基本相同的记载，文曰：“……夷（按指宋桓公公子夷）之裔流入于楚，居锺吾之小国，有锺仪传建公，建传子缵、子期，缵传接公，接传烈公，烈奔许州即今河南开封府，娶姒氏生四子：长曰复受姓曰锺，次曰优受姓曰陈，四曰项受姓曰赖，三曰宋仕于晋，受司马职，号称牟。……”文中宋即受姓邬的祖公。
上面两说，与我们许多同宗在童年时期听说的故事亦基本一致：锺、陈、邬、赖同是马氏祖婆所生，同属颍川堂，四姓不许通婚等等。族人对此向来都迷惑不解，这四姓从此开始吗？分姓的原因究竟怎样？直至本届修谱有机会查阅本族多部旧谱和借阅陈、邬、赖三姓族谱，才得以理清，作出结论。
一是锺、陈、邬、赖分姓，只是传说，并非同一马氏祖婆所生，按旧谱载生四子分四姓的祖婆是烈公之妻姒氏，当时因四姓同居颍川郡，传至汉代都逐步成为该地区的望族，时尚居址为堂名，故皆同名为“颍川堂”。至于四姓互不通婚，亦只是相传祖训，历代并未真正付诸实施。
二是锺、陈、邬、赖分姓的真正原因，未见史藉，只存传说。而广东龙川谱（1996年版）有简略记载：楚汉相争时，锺离昧（伊卢人，今湖北襄阳）为楚王项羽部下重将，当楚败于汉，昧被迫自刎，韩信献其首于汉高祖，昧死后其子锺离接避祸于河南颍川长社，并去离而改姓锺姓，接生烈，烈生四子：长复、次优、三宋、四项，为避株连之嫌，兄弟四人分为四姓，各奔前程，自创家业。如按此说成立，陈、邬、赖三姓源流中有些宗派具有锺氏血脉，当无疑矣。
三是分姓前锺、陈、邬、赖均各早已受姓，而非自此始。锺氏受姓已详见前文。陈姓见明嘉靖六年丁亥岁冬月《陈氏大成宗谱旧序•王阳明撰》一文云：“……按陈氏之先本妫姓，出于胡公满，受武之封于陈，世主虞帝之祀，传至泯公，越为楚所并，子孙因以国为氏。”（录自清光绪三十四年戊申岁版《葛田陈氏七修族谱》卷首）。邬姓见1921年版臧励和主编《中国人民大辞典•姓氏考略》转引《通志•氏族略》云“晋大夫邬臧之后，食邑于邬。望出南昌、抚州、崇仁。”赖姓见1996年版《宁冈赖氏首届合修族谱源流》一文云：“溯我赖氏源流，出于轩辕二十九代孙，文王十九子讳颍，武王赐姓，嘉封赖国，封为颍王。”“颍王妣熊氏，居于颍川，后代子孙以国为氏，以居为郡。”据上所述可证在所谓“分姓”之前，锺、陈、邬、赖各早已受姓，在查阅陈、赖两姓的源流资料中亦未见“分姓”之说。
五、 关于“五龄”与“五公”问题
所谓“五龄”即提龄、遐龄、祯龄、祥龄、瑞龄五兄弟，是尚公传下山公之后。所谓“五公”即壁、坛、坦、基、堂五兄弟，是尚公传下岱公之后。但考之旧谱，对此却存有多说：
一是友文生毅，毅生三十郎，三十郎生相侍郎，相侍郎生天槛、天栋、天柱，天柱生二子：壁千五郎、升千六郎，升千六郎生九子（略），此处未述及“五龄”，但谈到“三天”公。（见1996年版广东龙川谱）
二是友武生刚、理、齐，理生“五龄”。（ 见1996年版广东龙川谱与炎陵1828、1887、1917、1949年四次合修族谱）
三是友武生刚、理、齐，理生大相，大相生天槛、天树（字天柱），天栋，天树生“五龄”。（见1943年版东源谱与1885年版三湾谱）
四是友盛生发、强、庄，强生义明、义德、义相，义相生坛、壁、堂。（ 见炎陵1828、1887、1917、1949年四次合修族谱）
五是友武生刚、理、齐，理生大相，大相生天槛、天栋、天柱，天柱生壁、坛、坦、基、堂。齐生鼎、胜，胜生义明、义德、义相，义相生“五龄”。根据该谱云：“民国十四年，崇本堂修谱，表请乩坛仙圣指示源流，有友武公在天曹来坛，指明理生大相，大相生槛、柱、栋，柱公生五子即五龄。”其世系图亦如此记述：友武——理公——大相——柱公——壁、坛、坦、基、堂。（见遂川县三坑村1925年版《锺氏三修族谱》）
以上关于“五龄”和“五公”（或曰“三公”）的记述，互见差异。其中一、一、三种情况，已在《东源茂生公房源流初考》一文中作了探讨，认定“五龄”为理公所生，比较可信，在此不再赘述。现就四、五种说法作些辨析：按第四种说法，友武与友盛是尚公传下分属山公与岱公之后的平辈兄弟，“五龄”与“五公”应属堂叔侄关系，这已经炎陵县发起的四次合修族谱（第一次于道光八年（1828年）其余三次1887年、1917年、1949年）都认定此说无误，尤其是1996年版的广东龙川谱是最新版本，而且是出自“五龄公”之一提龄公被尊为入粤一世祖的发祥地，其时序，世序和生殁葬茔等资料都较其它谱系为翔实，亦认定理公生“五龄”。我们认为此说较为可信，本修即从此说而编纂新谱的。再看第五种说法，它既认定理公传下第四代为“五公”，又说齐公传下第四代为“五龄”，还说“五龄”即“五公”，相互混淆，自相矛盾，亦无确证，还赖请神来判断，故此说不足信。
总之“五龄”与“五公”不仅是由不同祖公传下的后裔，而且“五龄”亦无别字与“五公”名相同，即“五龄”即“五公”之说可以否定。虽然，在1887年版（二修）谱云：“瑞龄公学名满堂”，1943年版藻林谱云：“提龄公字璧（一误作壁）”，后人可能据此而推论“五龄”即“五公”，但这也不足为证。
六、 关于本届村房间世序不作统排问题（略）
附：要把修谱纳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轨道
——考辨后感言
经过这次对源流考辨的初步尝试，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编纂家谱的艰难性和重要性，要编好一部纵贯三千余年历史阶段的锺氏族谱，确非易事，它是继承前贤，启迪后昆的大事，是弘扬华夏优秀文化的重要举措，这在一定意义上可视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项文化工程，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中可资利用的重要方面。正如1984年国档会字七号文件（即国家档案局、教育部、文化部联合文件）指出：“家谱是我国宝贵文化遗产中亟待发掘的一部分，蕴藏着大量有关人口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经济史、人物传记、宗族制度以及地方史资料，它不仅对开展学术研究有价值，而且对当前某些工作也起着很大的作用”。据此，我们自1996年夏倡修族谱以来，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遵循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会上报告中所指示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人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它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又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我们在这一指示精神指引下，在两年多来的修谱实践中，努力发掘旧谱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利的因素，认真地实施本修提出的“理源、念祖、勉嗣”的具体要求，这三者是紧密相联，相互相成的一个文化工程整体，而落脚点则重在“勉嗣”这基础上，即激励族人及其后嗣，锐意创新，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家乡和祖国而团结奋斗
所谓“理源”，我们认为通过修谱把自古迄今的锺氏源流基本理顺，力争理清，并清除一些以讹传讹的记述，引导族人要正本清源，拓展视野，不仅要了解本村本乡本县的源流演变，而且要了解古代源流的繁衍发展状况及其血缘关系，明确我锺氏宗族乃伟大中华民族的客家民系，是炎黄子孙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增强我锺氏嗣孙爱祖国、爱家乡、爱民族的凝聚力和自豪感。
所谓“念祖”，通过修谱全面地整理我锺氏宗族的繁衍史、迁徙史和艰苦创业史，发掘历代祖公的光辉业绩，缅怀历代祖公含辛茹苦，历尽艰险，战胜灾难以及在养育后代和创建家园等方面的不朽功勋，使嗣孙明确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来自不易的，决不能忘祖忘本，以增强嗣孙崇祖尊亲，尊老爱幼的天伦之情。
所谓“勉嗣”，就是要把修谱视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系统工程之一，通过谱中的序文、村房概况、世系名录、人物传记和简介，源流考辨等篇章，教育嗣孙发杨客家人素有的刻苦耐劳、刚强弘毅、劬勤创业、团结奋斗的精神。（见南洋客属总会和香港崇正总会创始人胡文虎为建会三十周年纪念特刊序文，载《客家学研究》第三辑），还要大力提倡客家人精神的四大优良传统（见万陆主编《客家学概论》），即：一是除暴抗恶，宁折不弯，英勇顽强，敢干斗争的英雄气概；二是热爱乡土，建设家园，反抗侵略，保家卫国的爱国精神；三是纯朴务实，事求专攻，刻苦勤奋，矢志不移的山民性格；四是忠于职守，勤政为民，竭忠尽志，兼济天下的儒士品质。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昌盛，面临新世纪的到来，当今尤为重要的是必须彻底摒弃封建宗法制度的残余思想，把族人的一切活动要纳入政府法定的正常轨道上来，继续不断地培育适应跨世纪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的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嗣孙，使之成为一个具有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的优秀公民，
“理源、念祖、勉嗣”三者是本修的基本要求，也是我们这次倡修族谱的宗旨，幸有广大宗亲的大力支持并认真地贯彻执行，修谱业已取得成果，这是当今宁、炎、茶三县族人很值得庆贺的一大盛事。但遗憾的是我们参与编纂的多数是年逾花甲的老人或病人，精力和学识水平有限，因而往往事与愿违，考正意在抛砖引玉，辨析亦只算开端。这次考辨的确还有一些不足之处，甚至是错误的地方。尤其是有些疑难问题，暂时还无法回答，只有待考古文物的不断发掘，才有可能进一步考证清楚。如有人质疑受姓始祖仪公之先，是否已有锺姓存在？仪公与宋微子启之后，究竟有何实证性的血缘关系？目前除旧谱对此有些记述外，尚无经史可稽。因此，我对有志于家谱事业的诸老家先生和后贤，寄予殷切的希望：不期宽宥，欢迎严究。盼诸君殚精竭虑，要敢于冲破违背科学原理的旧封建的传统观念，解放思想，存真求实，为《考辨纪略》之考辨而继续努力。预祝宗谱届届益臻完善，锺氏代代争创辉煌！


宁冈、炎陵、茶陵三县建国后首届锺氏合修族谱理事会
执笔：提龄公裔三十一世孙 应瑞谨识
一九九八年四月谷雨节于宁冈龙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