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可不知的华夏先祖故事》
武汉  夏  伟
禹挟平水伟功，整合中原诸部落，得肇中华公器之端。从此，中华民族开始告别原始部落制，以中原黄土层地带为中心，实行了贡纳家族制——家天下的国家奴隶制制度，尽管当时的这种制度带有浓厚的新石器时代的特征。而且，夏启家天下，也曾导致了庶兄有扈氏的不满，双方“大战于甘”，其结果，夏启赢。《淮南子.齐俗篇》对此的评价是有扈氏“知义不知宜”意思是尽管是同宗，但人的发展要符合历史朝流，不能盲目保守原有的规则。可见，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剩余劳动产品和劳动力的出现，以封建私有制代表的世袭制来取代原始的禅让制是历史的进步与必然。
夏启所建立的王朝，称之为夏朝，实行的管理形式叫“夏政”。“夏政”最为后世圣贤们所津津乐道的，就是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讲“礼”。“礼”成为了当时调节人际关系和国际（封国）关系的准绳。“礼”的基础是夏朝统治阶级所实施的“仁政”。事实上也的确是这样，当时的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的关系是相对和谐而宽松的。禹王及其子孙尽管贵为国君，但依然经常从事农业生产。在当时落后地生产力水平制约之下，也唯有如此才能保证其基本的生存条件。可想而知，在国家管理上，不利于维护劳动力、有损劳动者的事情，贵族们是不愿去做的。这也正是夏朝统治的近500年间，没有产生商、周社会那样残酷地用大量奴隶来陪葬的现象的真正原因（同样是作为奴隶制国家的商、周二朝其实社会生产力在夏朝的基础上并无普遍提高，但为什么会产生大量的“人殉”现象呢？此处不谈，夏伟另行撰文分析）。当时夏后氏统治下的国家的人们：“近人而忠焉。先赏而后罚，亲而不尊”（摘自《礼记.表记》），俨然是一派天地一家春的乐融融景象！这种夏族内部的大同盛世，难怪令后世的孔、孟圣贤们“克已复礼”，奋斗追求了一代又一代。
每年的正月十五和十月初五，夏人们聚集在“夏社”举行盛大祭祀活动。其声势之巨大、对后世影响之远，均超过后来效顰的“荡社”和“周社”。也正因为如此，成汤取代夏朝后，为巩固其统治，也曾数次带兵进入“夏社”试图让夏人们改变其信仰风俗，迁走社坛和社主，但结果是“不可，作夏社”(事见《尚书.夏社》今逸)。作为胜利者的殷人最终只得承认夏人们的权利！以至到后来,从方地不过数百里起家的周朝周天子更是干脆，声称自己就是“诸夏”之一，直接将周人的先祖纳入夏后氏的名下！写到这里，我不得不佩服周天子的睿智和胸怀。是周文、武二王仅用百年的时间就将目不识丁只懂放牛的“西鄙”周族改造成继承发扬夏人《易》《礼》的文化之邦，从而让我辈见周而知夏。也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夏文化的力量让后世的胜利者低头，并为保留夏禹血脉而屡褒封夏后氏于杞地。夏文化，构建了中国民族的精、气、神。以至后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夏：中国之人也”。其实，据夏伟分析还有：夏者大也、夏者礼也、礼者势也。夏文化的伟大之处还在于禹王的子孙们将祭祀先祖这样的国之大事制度化并与自然界四季变化相结合，创造性的发明了人们社会生活的指南：“夏历”（夏小正）。虽然从历史的长河来看，江山易改、朝代可换，但一年四季顺应时序而作息的“天命”却至今无人能违。
夏禹王及其子孙少康对环杭州湾“东夷”地区的开发。时古茅山以北的杭越之地经禹治理水患“东至于海”、指导土人耕作“鸟田”之后物阜渔丰，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得舟船之便则善养国民，极具发展生产潜力。但东夷邻近徐、淮诸夷少数民族，其经济文化建设相对落后。没有文字，不用说语言差异了，连外貌与中原“诸夏”的都很不相同（断发和纹身）。这些所谓的“东夷”们不甘忍受中原诸夏的统治、向往自由的愿望更加强烈。经常越过古攸国（现安徽省桐城）西进中原。因此，禹王不惜御驾亲征，说好听点是“东巡会稽天下诸侯”，实则利用他老人家的崇高威望来号召、团结当地的东、徐、淮诸夷少数民族共同开发环杭州湾地区。禹王的孙子少康显然继承和发展了这样的发展战略，采取混血的办法，将统一战线方法用到极致：现在也不知道他究竟娶了多少个如夫人，但可以知道的是后来跟夏启学的商王武丁是拥有了60多个太太的——夏启王干脆封其中一个的儿子无馀于“秦余望南”（现杭州市内。据《越绝书》越絕卷第八越絕外傳記地傳第十）为酋长，专镇绍兴地区谋发展。
在新石器时代末期的太湖以东地区的自然条件不用说是极其艰苦的，连刀耕火种用的都还是石刀。现杭州市以东地区当时还是大海，土地含盐量高而“泻卤”，不能出产粮食。即使尊为越国的一国之君，不劳动生产也不能维持温饱。就这样迭经千年的艰苦卓绝地奋斗，亦即公元前500年左右，已经植入顽强生命力夏氏基因的古越国，伴随着当地铜、铁冶矿的开采和铜铁器的制造，已经变得“越人人而能为鎛”，涌现出了以欧冶子为代表的一大批制造金属器具的高手，制造出像吴王夫差、越王勾践剑这样的著名兵器。还有春秋战国时期楚国伟大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在其诗中所说的“吴钩”，说明吴越制造的兵器是为当时国之利器。除兵器、青铜器外，勤劳的夏氏先祖们还在石刻、瓷器烧制方面创造了辉煌：近从河南龙门石窟像上发现多名工匠为夏侯氏；从河南、浙江到江西，许多夏氏祖望地多伴有古窑址！
因盛产盐、铁而导致的越国社会生产力空前快速发展，逐渐形成气候并上演出了历史上著名的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吴越争霸精彩剧目，从而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从现在有限的历史资料上发现，禹夏古越后人依凭及其建立的越国，事实上还同时成为了当时凝聚夏后氏子孙生生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家园。越东夷也成为历代中原统治者、诸侯方国心中的梦魇。以致春秋战国时的宋文公竟然下作到指使邾文公绑架杀害少康孙子曾国国君于次睢之社，试图以此来“欲以属东夷”达到恫吓、威胁夏氏同胞的目的！同样在《左传.昭公十一年》中所记载的“纣克东夷而陨其身”的史实，均揭示禹夏古越与杞国、曾国的团结协作导致商朝灭亡之间的必然关系及对后世的深刻影响。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叔侯说的更是直接：“杞，夏余也，而即（亲睦）东夷”！天下没有无缘无故地爱，杞、越二国山水相隔关山迢迢，杞人为什么与东夷亲？盖血浓于水，一个祖宗，都是夏禹之余脉也！
古越国在春秋战国之际的公元前334年被楚威王杀越王无疆而灭。后，诸越王子孙辗转迁移至江南海滨一带，各据一方。至战国晚期，姒、夏姓后人无诸已占有福建及周边地区，建立了闽越国，无诸自称闽越王。司马迁在《史记•东越列传》中，记述闽越国从战国后期建立至汉武帝时期衰亡的历史。后来，班固在《汉书•闽粤传》中也多有记录。史藉中多有古越后人随汉高祖刘邦而起义，以功封闽越国定都在福建武夷山下欲与汉武帝平坐天下的故事，滋不赘述。遗憾的是，当年这些不屈的先人们兵败失国后与其同盟军“诸瑶”之一部一起被汉武帝迁入“在江淮之间”（“诸瑶”是中国上古“九黎”“三苗”的后人，现瑶、苗族人的祖先。他们历受中原王朝排斥与打压，与东夷越国的关系相生相制。此处略而不谈，后另撰文描述。重要的是现在的苗、瑶二族保存古风较多，可窥我夏之远风）。从此，长江中下游流域的历史上多有古越之后的夏氏，历代名人迭出，杰出人物不可记数。惜其源流自汉唐以上失去记载，其原因就在上面说的。
禹后无馀及其子孙经营越国千多年来，形成了灿烂辉煌的将中原农耕文化与东夷渔稻文化相兼容并蓄的古吴越文化，其经济文化的影响力在春秋战国时期即幅射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为形成、延续华夏文明之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个基础，在五代十国五胡乱中华、南宋末年金兵南侵之际，为接纳、保留华夏裔苗再度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中原，作为政权权力角逐的中心场。其规则不相信万年基业，只听凭舟水相逐。“汤商革命”推翻了禹建国历14世17王计471年以来的夏朝政权。改朝换代，在一个讲究世袭继承、聚族而居、国家管理手段单一的奴隶制社会里，从肉体上消灭前朝皇室继承人当为第一要务。但从《夏商形势图》上看，或许是商汤的“革命行动”是从河南商丘自东向西地攻击而不可能是包围，所以却给了与西方少数民族相邻并具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夏桀及其儿子獯鬻以逃生的机会。夏桀固然死在南逃路上的南巢（现安徽巢湖），但獯鬻却因逃进了祖上禹的祖望之地西羌和西戎而得以生存！这就是后来的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所谓的：“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的由来。当然，与獯鬻一同西逃的还有《诗经．大雅．公刘篇》所描写的主人公刘等部族。公刘“迁西戎，邑于豳......豳人悉从（公刘后人）亶父而邑焉，作周”。至于后来周人坐了天下，周天子念及祖上当年的难兄难弟，封禹后人夏萃于杞，那是表相。其实周武王的母亲太姒、周幽王时演绎“烽火戏诸侯”的主角褒姒本身就是禹裔姒姓女子！另外，从某种角度看，被赶到大西北作为匈奴的一部分，称之为南匈奴的獯鬻及其子孙还是很有血性的：从公元前十六世纪开始的商、周、春秋战国历秦、汉、三国直至魏、晋、南北朝，在二千多年的时间内，不断有匈奴“南窥”。公元431年尚有南匈奴铁弗部刘勃勃高举禹夏国姓大旗，号大夏天王。在复国和利益的驱动下不断挑战中原汉政权。这样的遗风一直影响到宋朝时的西夏国、现代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宁夏的来历。所以，禹夏獯鬻，真不简单。
禹夏后人除上述远离和逃离中原封建政治统治中心的二大支外，剩下的就是被汤商留在杞地以“忧天”形象示人的杞国夏人。商周之际，杞国人作为异姓方国，被有意放在宋、鲁、齐、邾、蔡国之间的相对难于耕种和开发的黄土冲刷地带上。虽存古夏之礼，但没有经济、军事实力而不能自保。因缺少城墙而屡受周边诸侯国的欺凌。连《左传.僖公二十三年》都说“杞成公卒。书曰“子”，杞，夷也。不书名，未同盟也”，想怎么糟践就信口开河地糟践一下，完全忘了杞国的祖先其实是正宗的华夏贵族。鉴于杞国弱小无城屡受侵扰的情况，连杞侯的女儿、晋平侯的母亲晋悼夫人想让儿子派人帮杞国筑城，殊然还遭到下面大夫们的反对！当然，晋平侯是个孝顺的儿子，还是让人到杞国去筑起了城墙。使杞国从此不再成为了周围诸侯国的“菜园门”。
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祖国民族大融和过程中，杞国于公元前445年亡于楚惠王之手，国破家亡。其后裔迁往今山东省新泰，后又迁至昌乐、再至安丘一带。被鲁国封夏阳侯，成为鲁国的附庸。其后人生活在山东及安徽一带，遂以夏侯氏自称。夏侯氏一支到秦末出了个与汉高祖刘邦一起在沛县起义的夏侯婴。汉朝立国后封汝阴侯（事迹见司马迁的《史记》中的记载）。其后人生活在安徽毫、谯一带，该支至五代时多创“夏侯之学”的才子、名仕。三国时多为追随魏武帝曹操诸夏侯氏魏将。直至唐武宗时的会昌年间（约公元840年到公元846年）有个搞文秘工作当掌书记的夏侯显，因得罪武宗而隐居江西九江，始改夏侯为夏氏。从此，古越夏氏与杞国夏侯氏并称夏氏，夏后氏大、小宗再难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