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樊宏传》谓：“樊宏，字靡卿，南阳湖阳人也，世祖之舅；其先周仲山甫封于樊，因而氏焉，为乡里著姓。”这一说法成为部分樊姓家族修谱时的根据之一，尤其是明代正德辛未(1511)、万历癸未(1583)、万历己未(1619)三科樊姓进士的修谱序言，使这一说法具有广泛影响。撰志修谱寻找历史根据是进步行为，是提高谱书品位的根本措施；可是，他们在引用这一历史根据时，并未认真考证其是否可靠，只为找到历史根据而自得，以致误导后人。
“其先周仲山甫”是怎么来的呢？笔者进行如下探讨。
《后汉书》纪传部分是南朝宋人范晔所撰。范晔(398-445)，字蔚宗，顺阳(今南阳淅川县城东)人。《后汉书》八志是晋人司马彪撰写。北宋时把二者相配成为今之《后汉书》。
前汉时，樊哙佐汉高祖刘邦以定天下，因功封大将军、舞阳侯、左丞相，后居住并终老舞阳。其后四世受封五侯；二百年后，湖阳樊宏因国戚封侯，其后人五世受封七侯，兄弟、族兄三人受封为候，更多族人在朝中为官，极盛一时。不仅樊氏成为南阳旺族，更使南阳成为樊氏第二大郡望。范晔撰《后汉书》时，襄阳郡有樊城县，南阳郡新野县有樊陂遗迹。据此，范晔以“周仲山甫食采于樊”的历史记载，“猜”出“周仲山甫封于樊”的樊邑就是樊城，周仲山甫就是南阳樊氏的先人。笔者也感到惊奇，连樊宏的高、曾、祖父是何人，他尚且不知，竞能“猜”出其八百年以前的祖先是谁，令人疑惑。笔者不猜、不编、不添，从历史事实中去找答案。
唐高宗之子章怀太子李贤为《后汉书》纪传部分作注释，谓：“樊，今襄州安养县也”。所谓今襄州安养县，当然是唐朝李贤注书时的襄州安养县。《旧唐书》卷三十九.志第十九记载：襄州襄阳郡辖邓城，“邓城，汉邓县，属南阳郡，故樊城也。(南朝)宋故安养县，天室元年(742)改为临汉县，贞元二十一年(805)移县古邓城置，乃改临汉为邓城县”。 李贤将范晔猜出而未说出的樊城(安养县)给注释出来啦！问题就摆了出来：其一，周仲山甫是西周宣王(前827-前782在位)卿士，唐襄州地区此时尚不在周王室直接控制范围之内，周宣王仅能将其舅父申侯分置在宛(今南阳)，令大臣召伯亲去定宅居地，辟为南疆屏藩。宣王如何将仲山甫的食采地安排在这里。其二，襄州(治襄阳)、樊城设置晚于仲山甫一千三百多年，唐襄州又晚近一千五百年。樊城比仲山甫的食采地樊邑晚一千多年才有，樊城怎能是仲山甫食采地樊邑呢？其三，仲山甫是宣王卿土(中央大臣)，不是封疆诸侯；唐襄州安养县距周都镐京千余里地，大大远离周仲山甫食采于樊的京畿地。可见，此注是无历史地理根据的。
仲山甫食采地樊邑在今西安市长安县樊乡，有樊陂，后称皇子坡。汉《长安县志》记载：“谲(三点水旁)水上承皇子坡于樊川北流，迳杜县之杜京西，流迳杜伯冢……又北与昆明池故池会。”谲(同上)水灌溉和滋润着两岸的田园，自县城西边流过。(此事业已考证明白，见《樊氏源流》第一辑)。
《樊宏传》中注曰：“其陂至今犹名为樊陂，在今邓州新野县之西南也。”樊宏之父樊重(仲，寄湖阳籍)在此广开田土三百余顷，修陂渠灌溉田地，名樊氏陂渠，本属正常。此注释与前注释都是为附会“周仲山甫食采于樊”(意将樊城指为樊邑)而写的。如此无历史、地理考证的注释，虽为附会之说，却将范晔无历史根据的“猜想”和盘托出，我们就不用猜啦！
如此不讲历史根据的猜想编撰，是有其原因的。一是历史曾有仲山甫食采于樊的事情；二是南阳樊氏极盛，又有后来樊城(对范晔而言是早己有之)的当地环境氛围。这两条是客观的，正是这“客观”才叫李贤认可的，也正是这“客观”才叫后来者跟着跑的。但是还有主观原因。《宋书.范晔传》记载，范晔“注书心气恶小苦……至于所通解处，皆自得于胸怀耳！”“常常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志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他用前两条“客观”臆断周仲山甫是樊宏的先人，今天我们将其“意度”出来的异说，去掉虚词(芬芳)，则见到没有功历史根据的本意(金石)啦！
范晔对樊氏源流的表述，既不同于比他早得多的司马迁所著《史记》、班固所著《前汉书》，也得不到晚于他的唐宝林所著《元和姓篡》的认可。《后汉书》纪传更是受到《四库全书》“御制读刘距传”、“御制读后汉书明德马后传”、“御制读荀或传”、“御制读严光传”等的一系列批评。说他“阿好过颂，是欲扬其美，反致伤其实，可证范煜(指范晔，“晔”与“烨”谱音，清朝为辟讳康熙帝玄烨之名而书写为煜)之讹也”。“此实煜不知大义，阿所好而不知其言之过当背理耳！”“孟子曰：‘书尽信，则不如无书’，周已然，而况人心日漓寝淫而至于两汉六朝乎！”“究以范煜好奇诞妄记为是。”“无识者或信以为实，有识者必斥其非。”
樊氏后人修谱撰志，不仅以范晔的“奇诞妄记”作为历史根据，还进行演绎，如江西曹流芳于乾隆五年在《樊氏历代源流序》中说：“樊之姓系出自轩辕，本姬姓。旧传襄阳樊城是其食采之地。历战国至秦及汉光武时有君云为南阳著姓，生子宏为光禄大夫，封寿张敬侯。”更有甚者，谓仲山甫“封于樊地，为樊国君。今湖北襄阳之樊城即故国也。后因族大人众，户口繁盛，迁居各地。我祖先由樊城迁居山西洪洞县。”岂有此理，樊哙九世孙右将军万年侯樊仁于汉建武二十一年(45)由南阳舞阳迁居山西洪洞县，怎么能从五百年以后才有的樊城迁走呢？樊仁长子右军书记樊立本于汉建武二十七年(51)创修的《樊氏宗谱》无有此说。范晔使用蒙胧之语，后人注释、演绎出“金石”来啦！悲乎！历史地理之不讲也，在修谱中，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给后人造成误导和困难。
樊氏起自颛顼帝之玄长孙樊，后世以祖名为氏，夏有昆吾，仲康六年封夏伯，商、周有樊氏族，周宣王时己有千年历史。(祥见《樊氏源流》第一辑)。
《樊宏传》中还有这样一段记载：“赤眉贼掠唐子乡，多后残杀……”，这是很令人费解的记载。该地区只有绿林军新市兵、平林军的活动记载，而不是樊崇赤眉军的活动地盘。当新市、平林两路兵在地皇三年(22)“捣入唐子乡”的时候，正是赤眉军与王莽军队大战于成昌(今山东东平以西)的时候。“赤眉军”此时怎能跑到河南南阳唐子乡去残杀呢？何况“赤眉军”是更始二年(24)才兵分两路向西(洛阳)进发，次年会师弘农(今河南灵保北)的。刘寅(加绞丝旁)初起兵，因力量大小，地皇三年派族兄刘嘉联络新市、平林两路兵，彼此定议，合兵进攻长聚，又捣入唐子乡，诱杀湖阳县尉。沿途夺取财物的确不少。此类记载倒是不绝于史籍。刘家坐天下了，这“掠唐子乡，多所残杀”的事情就是“赤眉贼”干的！正如清代昭琏(木旁)时《后汉书》的评说：“所褒奖者颇溢美，不可尽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