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卢氏是中华卢氏重要的组成部分。因其来源时期,多数处于民族矛盾突出,社会秩序动荡不安的特殊历史时期.所以分支又杂又乱,对于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不能仅凭自己手头上掌握的片面族谱资料,就单纯片面地替人家做区别,下定论,这是极不负责任的,就明清官迁移民的特性来看,很多族谱或口传的祖先来处,基本都是官方为了方便移民集中的水运码头或陆路通道附近,比如湖北麻城的孝感乡、江西庐陵的大桥头、小桥尾、鹅掌丘......等等,都和水路或陆路大通道脱不了关系,所以集中于这一区域的官迁移民来自四面八方的可能性很大。以江西为例,集中在庐陵府(今吉安市)附近的移民,个人意见应该还是围绕赣江中段流域或茶盐古道附近居民为主做考量,因为往南有赣、珠江水道的起点------梅岭古驿道,【通过这个方向入黔的,应该首先考虑吉安以南地区居民的可能性(含南迁的客家人)。】往北有鄱阳湖------长江水道【通过这个方向入黔的,应该首先考虑吉安以北地区居民的可能性。】因为狭长的地域特点,这两个方向都与庐陵有一定的距离,最关键的是这两个方向都有较为发达的陆路水运系统,所以这两个方向的移民能往吉安地区集中的概率并不高.所以基本可以肯定由江西直接入黔的,应该还是以吉安附近的居民为主,当然这个分析,也不排除有三个方向人口互相流通的可能性存在,但肯定不是主流方向。首先经两广入黔,除去其他不说，单就路线的困难艰险程度来说,也是行不通的,(即使有也是不多的个案)。而经湖北入黔需经四川中转,明清两朝四川也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的战乱和饥荒,人口锐减明显,所以我们所说的湖广填四川,必然首先满足的是四川本省移民需求,又因为湖广填四川是大规模的政府行为,这里面的政府干预必定是严酷的,所以短期内发生二次移民的可能性也不大。基于以上种种原因,入黔移民以吉安附近居民为主，应当是准确的。

以上是鄙人对贵州移民入黔线路的几点拙见,下面我想就贵州部分具有少数民族身份的卢氏宗亲提几点思考意见,当然这也不一定准确,如有不当之处欢迎各位宗亲批评指正!

有关贵州少数民族卢氏宗亲存在的几种可能性

    1、与少数民族通婚的结果,各民族的通婚史,自古就有,这种通婚史不光存在于民族杂居的少数民族之间,就是人口最多,经济条件最好的汉族人,在迁移到少数民族地区后,这种通婚的情况也很普遍,因为移民男女比例失调肯定是有的,特别是垦屯和军屯,需要的都是青壮年男子,有了这个前提条件,发生与当地人通婚的可能,就不可避免了。这里面既有缓和当地民族关系的考量,同时也有提高移民男女比例的考量。相信大家也一定会乐见其成.这种通婚事实的存在,既会有父亲汉族,母亲少数民族的可能产生,同时也会有母亲汉族,父亲少数民族的可能产生。所以不管父亲是汉族,还是母亲是汉族,都有子孙姓卢的可能性存在。

    2、少数民族改姓的结果,南方早期的少数民族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经过了经济文化的提升以后,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原文明产生钦慕的感情,加上历史上多数占统治地位的都是汉族人所以更改自己的姓氏,不光是一种时尚,同时也是一种避祸减灾的手段,更是一种尊荣!卢姓作为传统的百家汉姓,自然也会是部分少数民族汉化姓氏的一种选择。

    3、与少数民族杂居被连带认定的结果,中国人文地域广阔,民族杂居普遍,各民族及文

化在共同迁徙定居一段时间后 , 互相接触互相影响在所难免,时间一长往往很容易给人造成我们就是一个民族的错觉,加之政府或其他研究机构人员在研究甑别民族成分时(往往政府也需要彰显自己对民族地区的怀柔政策,所以在起初甑别民族成分时会保留很高的随意性.)又我们的历史可依据的东西也不多,自然很容易被划入临近地区或临近习俗的民族当中去,这一点在某些广西的汉壮杂居地区就有所体现,我曾亲耳听一位壮族宗亲说过:我们本来不是什么壮族,但由于长期的共同生活过程,他们已经和当地壮族同胞在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方面基本相似了,另考虑到当时国家对少数民族有很好的优惠政策,所以在当初政府甑别少数民族成分的时候,统一保留了自己的壮族身份。

    综上所述,我个人认为,在我们搞卢氏源流的时候,一定要充分考虑当地卢氏宗亲所处地区复杂的社会人文环境,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不能盲目地做定义,下结论!这有可能会蒙蔽自己,蒙蔽后人!

由于水平有限,不足及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在此恳请各位宗亲多提宝贵意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