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魏晋嵇氏家族成员在思想信仰或个人行为上表现出明显的玄学色彩，但并非说明自西汉以来的家族儒学已被摈弃。恰恰相反，具有儒学家世的嵇氏三代都研读儒学经典，同时在孝、义、济世等问题上与传统儒家士大夫并没有本质区别，体现出较强的儒学特征。

[关键词］嵇氏家风；孝；义；济世；儒家经典

 

汉末魏晋时期，社会动荡不安，统治者往往实行高压政策，士人深感报国无门，故而将“治国平天下”的念头融入“修身”“齐家”之中，家的意识比国的意识更为浓厚。余嘉锡云：“盖魏晋士大夫止知有家，不知有国。”因此，魏晋时期出现大量有影响力的家族，嵇氏家族就是其中一支。由于在嵇氏子弟的成长过程中，家族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相对封闭的教育环境，这样容易形成较为接近的思想观念和情趣爱好以及生活方式并体现出一定的承传关系。

 

一、 家世儒学 以孝为先

 

中国的封建社会中，从来没有一种意识形态可以彻底排斥取代儒家学说，在玄学最盛行的魏晋时代亦是如此。儒家之“孝”成为当时士族特别看重的品德之一，而这种儒家基本道德规范在魏晋家族内部更是加以提倡与强化，因为对于嵇氏而言，在社会局势动荡多变的时期，只有奉守孝道，家族的地位才可得以巩固和发展。

而在“孝”这一问题上，人们对于嵇康与嵇绍认识一直存在争议。前者是玄学的代表，后者出仕事父仇，似乎都与“孝”字无缘。但我们发现虽嵇康以反抗当时的礼法而著称，但在日常的生活中同样表现出对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的尊重。诚如鲁迅所指出的：“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1］此语同样可以用来概括嵇康对待“孝”的态度。由于父亲的过早缺席，幼年时期的嵇康更多受到母亲的宠爱与庇护，他总是恋恋不忘并设法加以报答。甚至在嵇喜入军这件事上也以子女应向母亲尽孝加以阻挠。“仰彼凯风，涕泣如雨！”“仰彼凯风，载坐载起。”（《赠兄秀才入军诗》）《凯风》是《诗经》中的篇章，是一首歌颂母亲的诗。“母氏劬劳”，“母氏圣善”，嵇康用此典，意在表明母亲育儿的辛劳，子女应留在母亲身边以尽孝道。母亲去世后，嵇康十分痛苦，屡次在诗文中表达哀伤与怀念之情。另有《思亲诗》为证。

而对于嵇绍事父仇一事，在嵇康临终前的所作《家诫》中可以窥探其真正用意。他告诉儿子要“慎言语”，以求全身远祸。因为嵇康知道，谨严的门风是家族利益得以稳固的前提。托孤山涛，为的是嵇绍前途，一定的政治地位又是这个家族发展与延伸的保证。而山涛果不负厚望举荐嵇绍。山涛领选，启武帝曰：“《康诰》有言：‘父子罪不相及。’嵇绍贤侔郤缺，宜加旌命，请为秘书郎。”帝谓涛曰：“如卿所言，乃堪为丞，何但郎也。”乃发诏征之，起家为秘书丞。（《晋书·嵇绍传》）

从上述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嵇绍的出仕实际上也是对于他父亲意愿的最好遵从。因此晋人裴希声在《侍中嵇侯碑》赞颂嵇绍为“孝”之典范。“夫君亲之重，非名教之谓也，爱敬出於自然，而忠孝之道毕矣”。（《艺文类聚》卷48）［2］关于嵇绍的“孝”在本传中也有记载：“嵇绍，字延祖，魏中散大夫康之子也。十岁而孤，事母孝谨。”难以想象崇尚“孝”的人会违背父意作出大不孝的行为。关于这一点鲁迅先生在他著名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指出：

 

嵇（康）是那样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这样庸碌。因此我们知道嵇康自己对于他自己的举动也是不满足的。……这是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1］

 

因此，嵇绍的选择正是嵇康所希望的，也是在真正领会了父亲的苦心所作出的“孝”的行为。对于非议嵇绍，宋人陈普在《咏史下·嵇绍》中指出“驳舌如簧乱孝思，竹林人物固猖披。御衣炯炯嵇生血，不似王生泪着枝”。

魏晋嵇氏家族成员在“孝”的遵从上体现出一定的承传关系，作为嵇氏家族的后辈嵇含在其《长生树赋》一再表达对自己母亲的敬爱。

 

余婴丁闵凶。靡所定居。老母垂圣善之训。以为生事爱敬。没则无改。宜居墓次。瞻奉威灵。兼览艺文。可以不殒先轨。祗奉慈令。遂家于坟左。扫除坛封。种植松柏。松柏之下。不滋非类之草。猥有长生。育于域内。岂老母至行。表徵于嘉木哉。美我亲之仁孝。

 

“孝”作为儒家文化中最主要的行为规范，它一方面表现出家族中晚辈对长辈的的尊敬与爱戴同时对维系整个家族利益也至关重要。所以“孝”一直受到嵇氏家族成员的重视。

 

二、立身之本 以义行事

 

“义”是儒家道德观中一个重要的概念。《礼记·中庸》有：“義者宜也”。 即社会认为合宜的道理和行为。孔子对此概念有过较多阐述。他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又云：“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在孔子看来，“义”是君子的立身之本，也是其行为的标准。凡事合于义则做，不合于义则不做。

然当“义”与“利”发生冲突时，儒家圣人则果断采取这样的取舍：“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甚至不惜牺牲生命：“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身而取义者也。”（《孟子·鱼我所欲也》）

以上儒家圣贤的言行不可能不对“家世儒学”的嵇康产生深远的影响并决定着他的行为方式。在“义”与“利”发生冲突时，嵇康能够舍“利”取“义”。如与山涛绝交。在“义”与“生”对抗时，嵇康依旧是“舍身取义”的实践者。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他与吕巽和吕安兄弟的关系上。

更为重要的是他还将自己的这种做事的原则写进《家诫》并教导和影响着嵇氏家族的其它成员。张溥云：“嵇中散任诞魏朝，独《家诫》恭谨，教子以礼。” ［3］（173） “教子以礼”，即要求儿子按照传统礼教的规范做人，如《家诫》对其子有这样的劝戒：“若临朝让官，临义让生，若孔文举求代兄死，此忠臣烈士之节。”嵇康认为做人应该讲求大义，应该坚持忠烈之节，后来嵇绍临难不苟，殁于王事，恐怕与乃父的教育分不开。对于那些攀龙附凤追名逐利之举，嵇绍更是体现出当时难得的取舍标准。“时侍中贾谧以外戚之宠，年少居位，潘岳、杜斌等皆托焉。谧求交于绍，绍距而不答。”（《晋书·嵇绍传》）

而嵇含又为嵇绍抚养成人，直到太康十年出仕才离开他的身边，时年27岁。“（绍）与从子含等五人共居，抚恤如所同生”。在长达27年的生活过程中，形成相似的价值观与人生趋向也是必定的。含在投奔镇南将军刘弘并受到其礼遇。刘弘爱民如子，在他死后百姓“士女嗟痛，若丧所亲矣”；对待下属也是关心备至“弘每有兴废，手书守相，丁宁款密，所以人皆感悦，争赴之”。刘弘病故，司马郭劢欲拥成都王司马颖为主，而对于成都王颖刘弘向来拒之“初，成都王颖南奔，欲之本国，弘距之。”嵇含坚持刘弘生前主张，反对郭劢背信弃义之举最终为其所害。“劢疑含将为己害，夜掩杀之，时年四十四”。（《晋书·嵇含传》）

三、开拓进取 积极济世

 

事实上，魏晋时期兴盛起来的玄学虽使传统儒学受到冲击，但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取代儒学。在某种情况下，玄学对人性的自然追求或许优于儒学，但儒学所宣扬的齐家、治国、平天下学说等都为玄学所未及，且这些对维护家族内部的伦理纲常都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对于嵇氏家族来说，“济世志”和“荣进之心”已经成为每位成员的自发性心态，即使嵇康也不例外。如他在《卜疑集》中全面阐述自己政治观点和处世态度，其积极国事、献身济世的精神贯穿全篇。他再三述志，表示要学习管仲，“吾宁发愤陈诚，谠言帝庭”，“斥逐凶佞，守正不倾”。在《太师箴》强调为政者切勿自恃尊贵与威强，“肆于骄淫”，而应该“唯贤是授”，“顺乃浩好”。他希望以自己的“箴言”对时局有所裨益，其对日益腐败的曹魏王朝真是忧心如焚。当魏朝大权旁落时，他甚至想与残暴的司马氏兵戎相见，以武力扭转乾坤。《三国志·王粲传》裴松之注引《世语》：“毌丘俭反，康有力，且欲起兵应之，以问山涛，涛曰：‘不可。’俭亦已败。”嵇康身处风云变幻之际，他毫不畏惧与司马氏集团抗衡，足以说明他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只是随着魏晋时代政治形势的变化，他的思想情绪也发生了很大波动而已。正如容肇祖评曰：“嵇康的思想，本不是消极的，只因为时代及环境的关系深自贬抑，遂形成一种消极的人生观。……不是处为魏晋禅代之交，他断不会有如此消极的人生观。” ［4］（44）

嵇喜济世的愿望表现的嵇康更为强烈。虽处于乱世，他努力顺应时代，争取最大限度的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嵇喜于魏末，为司马炎抚军功曹，后转入齐王攸府为卫军司马。入晋，迁江夏太守，武帝泰始十年（274），击破吴将孙遵、李承。迁徐州刺史，太康三年（287），故吴将莞恭等反，攻害建邺令，围扬州，喜率军讨平之。转扬州刺史，入为太常、宗正。［5］他在《答弟叔夜》诗中同样表明自己的这种人生观。如“当流则蚁行，时至则鹊起。达者识通塞，盛哀为表里”、“出处因时资，潜跃无常端”等。

嵇含一生颠簸流离为的是寻觅一块适合自己发展的土壤，他先后投奔于楚王玮齐王冏、长沙王乂、服务于怀帝、惠帝、受用于范阳王虓、镇南将军刘弘。然终因时局动荡而壮志难酬。正如其在《白首赋序》中倾吐的一样：

 

余年二十七。始有白发生于左鬓。斯乃衰悴之标证。弃捐之大渐也。蒲衣幼齿。作弼夏后。汉之贾邓。弱冠从政。独以垂立之年。白首无闻。壮志衄于芜涂。忠贞抗于棘路。睹将衰而有川上之感。观趣舍而抱慷慨之叹。

 

四、习儒明经 修身自勉

 

通过嵇氏家族重要成员的生卒年我们不难发现他们大多活动的时间魏明帝曹睿、曹芳、曹髦、曹奂与晋武帝、惠帝期间。其中曹睿在位期间（227－239）与晋武帝时期（265－291）正是嵇氏三代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期。

关于嵇氏家族习儒明经传统在魏晋以前虽未有明确的记载，但我们从嵇喜对嵇康的描述中可见一二。“（康）家世儒学，少有儁才，旷迈不群，高亮任性，不修名誉，宽简有大量。”这则史料说明嵇氏家族有着很深的习儒传统。

嵇喜宗儒学，不尚放诞，有当世才。他常以孔子对待人生的态度来自勉“孔父策良驷。不云世路难”。其子嵇蕃崇尚儒家先哲的生活方式并以此来鼓励朋友赵至“夫处静不闷，古人所贵；穷而不滥，君子之美：故颜生居陋，不改其乐；孔父困陈，弦歌不废”。（《艺文类聚》三十）

嵇康也只是“长而好老、庄之业，恬静无欲。”（《三国志·王粲传》附《嵇康传》裴松之注引嵇喜《嵇康传》）也就是说，叔夜年轻时主要接受儒家的传统教育，成年以后才渐读老庄之书。我所以这样说，原因在于嵇康对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相当崇拜。他赞颂孔子是“勤诲善诱，聚徒三千，口倦谈议，身疲磬折，形若救孺子，视若营四海”。（《答难养生论》）其次，魏明帝（曹叡）太和二年（公元228年）下诏：“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申敕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时嵇康6岁，处在曹魏发祥地谯郡这样的特殊地区，接受儒学的教育和熏陶应在情理之中。正是有了早期儒学的积淀，嵇康才可能写出《春秋左氏传音》这样的著作。而从现存嵇康的诗文中，可以看出，他对《诗》、《书》、《春秋》等儒家经典相当熟悉，且运用自如。而在嵇康去世后，嵇绍的出仕与通晓经典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世说新语·政事篇》载云：“嵇康被诛后，山公举康子绍为秘书丞。”山涛推荐理由是“绍平简温敏，有文思，又晓音，当成济也。犹宜先作秘书郎。”秘书郎一职是魏晋时设置的，属秘书省，掌管图书经籍。由此可见，在未出仕之前，嵇绍经过长达28年的储备，打下了扎实的文学功底，其中断不可少对儒家经典的阅读。因为在当时通晓儒家经典是选拔官吏必须参照的标准之一。晋武帝于公元268年(晋泰始四年)，“敦喻五教劝务农功，勉励学者，思勤正典，无为百家庸末，致远必泥。士庶有好学笃道，孝悌忠信，清白异行者，举而进之”。

嵇含少时好学能文并勤奋异常，自称“昼则负笔而耨，夜则带经而息。”（《书钞》九十七）名其门为“归厚之门”，室为“慎终之室”，以修身自勉。在嵇含死后，怀帝即位，谥曰宪。宪，敏也。《说文》“博闻多能曰宪”。在其《孤黍赋序》“余慎终屋之南荣，有孤黍生焉，因泥之湿，遭雨之润，宿昔牙蘖，滋茂甚速。途燥根浅，忽然萎殒。深感此黍，不韬种以待时，贪荣弃本，寄身非所，自取凋枯，不亦宜乎！”（《艺文类聚》八十五）借“孤黍”之枯萎说应加强自身的修养“韬种以待时”的道理。

 

因此，余时英认为，汉代以后、宋明理学之前“儒家性命之学未弘，故士大夫正心修身之资，老释二家亦夺孔孟之席。唯独齐家之儒学，自两汉下迄近世，纲维吾国社会者越二千年，固未尝中断也。而魏晋南北朝则尤为以家族为本位之儒学之光大时代，盖应门第社会之需要而然耳。” ［6］（399）所以过于强调玄学与儒学的对立而忽视它们之间的渗透，是一种偏颇的看法。在伦理道德、人生价值的实践中，儒学的王统地位并没有根本上动摇，即便对于魏晋嵇氏家族来说，情况也不例外。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版．

［2］（唐）欧阳询．《艺文类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版．

［3］（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版．

［4］容肇祖．《魏晋自然主义》[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版．

［5］沈玉成．《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先秦汉魏晋南北朝卷》[M]．北京：中华书局，1996版．

［6］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出版社，198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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