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方域（1618一1654），字朝宗，号雪苑，河南商丘人，在明末与桐城方以智、如皋冒襄、宜兴陈贞慧被美誉为“奋然为天下持大义者，有四公子”（胡介祉《侯朝宗公子传》）之一，又与魏禧、汪琬同称清初散文三大家，自编有《壮悔堂文集》十卷和《四忆堂诗集》六卷，后人替他辑补诗文、遗稿各一卷。侯方域少年即以诗及时文闻名海内，后肆力古文，推为当时第一。他的散文，以人物传记见长，虽然有人诵为“其佳者尚不脱小说家伎俩”（黄宗羲引陈令升语），但这正是他文章的价值所在；他的许多斥责权贵和抒写怀抱的书信，才气奔放，直抒胸臆，表达了他的嫉恶如仇和亡国之痛，是他文章中的精华；他针对（天）启、（崇）祯时文坛的极弊文风提出的主张，接迹唐宋派，开清初散文的新风气。

    一、“以小说为古文辞”正是侯文的新价值

    侯方域生活的年代，正值腐朽的明王朝迅速走向衰亡、清军乘虚入主中原、轰轰烈烈的全国农民大起义和抗清武装斗争风起云涌的动荡岁月，这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汉族地主阶级与满族贵族政权的一次生死大较量、大搏斗。这种斗争必然要打破封建统治的秩序，削弱统治阶级的力量。反映在文化战线上，便出现了“思想解放”的苗头，涌现了像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具有反封建进步倾向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他们对明代诗文的各个流派都有不满，王夫之说：“三百年来，李、何、王、李，二袁、钟、谭，人立一宗，皆教师枪法，有花样可仿。故走死天下如鹜。”（《明诗评选》卷四）他们也很重视文学的社会功用，顾炎武说：“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与人书三》）在顾、黄、王民族思想和经世致用文学主张的影响下，明末清初的许多古文家，既不满于前后七子的拟古，也瞧不起公安、竟陵的纤佻，他们探讨前人的创作经验，注意文学的特点规律，创造自己的风格面貌，文章情真意切，脍炙人口。侯方域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侯方域、魏禧、汪琬三家中，人品、身世、文章风格都大不一样。汪琬所作力求纯正，摆着一副道学面孔，他就对侯方域的文风大为不满：“至于今日，则遂以小说为古文辞矣。太史公曰：其文不雅驯，缙绅先生难言之。夫以小说为古文辞，其得谓之雅驯乎？既非雅驯，则其归也，亦流为俗学而已矣。夜与武曾论朝宗《马伶传》、于一《汤琵琶传》，不胜叹息。”（《尧峰文钞·跋王子一遗稿》）其实在三家中，侯的散文最富于现实主义，前人多尊汪琬，说其“学术既深，轨辙复正”（《四库提要》），乃是一种不足为信的正统看法；所谓“以小说为古文辞”，“多唐人小说气”（吴仲伦语），“致近徘优”（包世臣《再与杨季子书》），却正是侯方域的新探索，他用小说传奇体打破传统的古文写法，是散文创作的一个突破。

    自明后期到清前朝，确有一大批造诣较高的诗文作家，积极参与了传奇小说的写作。鲁迅先生曾指出：“迨嘉靖间，唐人小说乃复出，书估往往刺取《太平广记》中文，杂以他书，刻为丛集，真伪错杂，而颇盛行。文人虽素与小说无缘者，亦每为异人侠客童奴以至虎狗虫蚁作传，置之集中。盖传奇风韵，明末实弥漫天下，至易代不改也。”（《中国小说史略》）一些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如黄宗羲的《柳敬亭传》、《张南垣传》，王猷定的《汤琵琶传》，魏禧的《大铁锥传》等，大都有离奇的意境、清隽的语言，并能细致地刻划人物，我们何尝不可以把它们作为小说来看待呢？后来成为清代传奇《桃花扇》蓝本的《李姬传》，更是文笔流畅，结构谨严，叙事贴切，堪称中国传记文学中的珍品，也是侯方域的代表作之一。这篇文章是作者生活的一个实录，它着重凸现了李姬的“侠而慧”，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全文是通过她的三段话记叙三件事而使她的形象丰满起来的：

    “王将军贫，非结客者，公子盍叩之？……妾少从假母识阳羡君，其人有高义，闻吴君尤铮铮，今皆与公子善，奈何以阮公负至交乎？且以公子之世望，安事阮公！公子读万卷书，所见岂后于贱妾耶！”

    “公子才名文藻，稚不减中郎。中郎学不补行，今琵琶所传词固妄，然尝昵董卓，不可掩也。公子豪迈不羁，又失意，此去相见未可期，愿终自爱，无忘妾所歌琵琵词也！妾亦不复歌矣！”

    “田公岂异于阮公乎？吾向之所赞于侯公子者谓何？今乃利其金而赴之，是妾卖公子矣！”

    当时金陵为南方重镇，也为进步党人集中地，政治斗争多发生于此，因此秦淮河畔的歌妓也受到影响，被卷入这一斗争中去，她们倾向于东林党而坚决反对阉党。李姬能表明自己的坚决、勇敢、不妥协、不受利诱的鲜明政治态度，充分说明她对侯方域的爱情与一般的儿女之情大不相同。她的三段话离不开对侯的爱，更离不开鲜明的是非观点，说的并不是豪言壮语，而是符合她身份的普通道理，在平凡中闪现了不平凡的光芒。

    从《李姬传》的写作看，侯方域是受了当时文风影响的，他往往把市民小说中的语言和手法运用到古文里面，使文章具有一种别开生面的新气象。在这一方面，他是有意识地向《史记》和唐宋八大家学习如何掌握语言技巧的。韩愈就说过，“憔古于词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南阳樊绍述墓志铭》）。韩愈注意运用语言的创造性，所以成就极高。

    侯方域的传记散文不仅以人物语言的个性化取胜，还以人物自身的行动擅长，《马伶传》就是这样的一篇名作。作者写一个戏剧艺人为追求精湛的演技，演好明朝奸相严嵩，竟卖身相府为奴，仿严嵩的活替身—当时权相顾秉谦，潜心研磨三年而艺成。当时昆曲流行，金陵又是演出中心，侯那个时期“放意声伎”，对戏曲艺术是颇为熟习的。他从一个演员钻研角色的经过得出艺术的高峰在于百折不挠、不断索求的哲理。

    侯的传记散文多是以有胆识有气节的下层人物为描摹、赞颂的对象。《任远邃传》描写了平民出身的任远邃辗转流离、愤而反清，被捕后仍立而不跪、大义斥贼、不屈而死的故事。当任远邃被捕，敌人命之跪时，“远邃睁目日：‘若独非故明臣乎？我恨不杀汝，何跪为？’乃断头而死。”何等威武英勇、视死如归！这里面既表达了普通民众反抗民族压迫的不屈意志，又有侯方域自己的寄托所在：“四大藩镇降三，江南将相握兵者亦或窜或降，而江阴尉阎应元独固守城八十日不屈死。”通过对比描写，侯痛斥抨击了明军官兵的丑态，表现了对腐朽软弱的南明统治者的鄙视。这是一篇战地抗清的火线记录，是血与泪的报告文学！

    我们认为，侯的散文是现实主义的：通过李姬之口痛骂阉党余孽；通过马伶扮演严嵩的过程中，以顾秉谦作标本，来向他刻意模仿一事，对魏忠贤党徒进行讥弹；通过任远邃的不屈抗清，反映了当时的民族斗争……这些，在《壮悔堂文集》里是处处可见的。

    人物传记的写作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史记》中的许多篇章都是记奇人异事的，不少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写得十分精彩。后来，传记文学的领域扩大了，除史官写传记外，一般文士也完全可以对自己感兴趣的人物写传，可以为达官贵人写传，也可以为一般劳动人民写传，也出现了描写民间一些特异人物的传记和游戏、寓言文章。韩愈的《坞者王承福传》、《毛颖传》，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童区寄传》，马中锡的《中山狼传》等，都是久经传诵的名篇。柳宗元的许多散文，形象逼真，故事性强，简直可以说是寓言小说。归有光的散文吸取了小说手法，通过细节和对话来表现人物。侯方域是继承了《史记》以来的古文传统的，他的传记体散文，如上所述，有为妓女立传的《李姬传》，有为戏子立传的《马伶传》，有为“布衣”立传的《任远邃传》。甚至还有为毛驴立传的《蹇千里传》。就连他写的碑传、墓志铭，也都含有人物传记和小说的成分，如《郭老仆墓志铭》，写他父亲司徒公的一个老仆一生生活的几个片断，写老仆荒怠如画，再现他的音容笑貌，真为绝妙的小说材料，使人读后顿觉人物呼之欲出。贾开宗评此文是“通篇淋漓写生，从来志铭中第一”。以清新、凝炼的笔墨摹写生活细节，于纡徐平淡之处显示出悱恻动人的艺术力量，又分明看到侯方域受到归有光散文的影响。与此相类似的文章还很多，如写左良玉的《宁南侯传》，写贾开宗的《贾生传》，写汤兆京的《汤御史传》，以及《徐作霖张渭传》、《吴伯裔伯胤传》，也都是侯方域散文中的佳作。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评：“方域步骤史迁，而才足以达之，故行文娇变不测，如健鹘摩空，如鲸鱼赴壑，读之目眩魂惊，令人叹绝……才情横溢，震荡雄奇，直摩史迁之垒，则商丘所独也。”虽有过誉之辞，但也从一方面说明了侯文的特色。他的传记体散文，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斗争，艺术方面也有独到的成就，所谓“不讲法度”（吴仲伦语），不是古文“正宗”之说可以休矣。

    二、斥责权贵和抒写怀抱之作是侯文的精华所在

    侯方域散文的美，并不由于它的词藻比其他作家的更加美妙，而在于它们包含着较为活泼、较有生命力的思想。如果说他描写现实生活人物传记的篇章，有一种浪漫主义气质的话，那么他的许多斥责权贵的书信，就寓严正于坦率，含讽刺于委婉，气势更加充沛，文笔更为畅达，充分地表现了他斗争的勇气和决心。

    李香君断然回绝了阉党余孽马士英同伙田仰对她的无耻收买，使侯方域深为敬慕。他怒斥田仰：“以执事三百余金之厚资、中垂之贵，曾不能一动之，此胸中必自有说，而何待乎？”（《答田中丞书》）措词婉转谦恭，不失文人风度，而讥讽之意时寓语中。在此之前，阮大铖也曾企图拉拢侯方域，以洗刷自己的罪名，遭到侯的严辞拒绝。清兵人关后，马士英拥立福王于南京，阮大铖欲加害方域，方域因受追缉而避走宜兴，行前挥笔致书阮大铖，无情揭露了阮欲制造党狱，罗织罪名，以“杀尽天下士”的险恶用心和无耻行径，表示了对这个阴狠毒辣的权奸的深恶痛绝：

    仆今已遭乱无家，扁舟短棹，惜此身甚易。独惜执事忮机一动，长伏草莽则已，万一复得志，必至杀尽天下以酬其宿所不快。则是使天下终不复至执事之门，而后世操简书以议执事者，不能如仆之词微而义婉也。（《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

    真是洋洋洒洒，气势逼人。他义正辞严地誓告阮大铖将要在历史上遗臭万年，更是表现他的少年气盛和血气方刚。他的同时代人说他：“方域豪迈，多大略，少本有济世志，尝与吴应箕、夏允彝醉登金山，指抨当世人物”（贾开宗《侯方域本传》），“痛饮悲歌，以寓其牢骚不平之志”（胡介祉《侯朝宗公子传》）。但“颇以节慨自勉”的侯公子，终因热心功名，“索性不耐寂寞”，在南明灭亡以后，为了保存家产，向清廷献了《上三省督府剿抚议》，并参加了清政府强迫他参加的河南乡试，后来又因此抑郁不堪，不久便郁郁而逝。尽管违反了自己的心愿，但丧失民族气节，给自己留下污点，总是洗刷不了的。不过无可否认，在侯方域后期的文章尺牍里，仍可以看到他对屈节事清的“壮悔”，对反清复明的期望，寄托了他深沉的爱国之思和亡国之痛。不承认这一点，就不能全面认识处于颠沛流离遭遇中的侯方域及其散文精华所在。

    侯方域的祖父侯执蒲、父亲侯恂、叔父侯恪，都因东林党关系，反对宦官专政而遭受弹劾，或罢官，或入狱；侯方域也曾主盟复社，在东南文士中颇负盛名，因此遭受阮大铖的迫害，无处容身，到处逃避。南明亡国后，大多数复社文人和爱国志士，始终不肯出仕清朝，坚持了高贵的民族气节。他们有的直接参加反清的政治、军事斗争，失败后以身殉国，如吴次尾、夏完淳；有的拒绝征辟，削发为僧，如方以智、万寿祺；有的藏身草野，隐居不出，如陈贞慧、冒襄、魏禧等人。侯方域本也是关心国事、注意名节的。他曾劝阻好友吴梅村不要入仕新朝，但梅村为了身家性命，答应了清廷的征荐，当上了国子监祭酒，梅村因有“平生有负侯生诺”（《梅村家藏稿》）的诗句。然而侯同时又有软弱和动摇的一面。清兵南下后，南北大地主阶级为了保存其本阶级的利益，都先后降清。侯方域也返回河南故乡，他既不愿仕清，又没有胆力反抗，表现了贵族阶级知识分子的通病。

    他这一时期的作品写得相当沉痛，既抒发了自己的矛盾和优虑，又表现了对异族统治的高度愤懑。在一些与友人的书信里，他回忆了参加爱国团体复社的活动，抒发了自己的怀抱：“仆与密之交游之情、患难之绪，每一触及，辄数日紫紫于怀，及至命笔，则益茫茫，无从可道。”（《与方密之书》）在《与吴骏公书》中，他倾吐了自己的肺腑之言：“窃以为达权救民，有志匡济之士，或不须尽守硁硁，独学士之自处不可出者有三，而当世之不必学士之出者有二……”在侯方域抒发胸臆的文章里，显而易见地看到归震川的文风对他的影响。归文善叙家庭琐屑之事、凄惋之情，以简淡取胜；侯文茹刚吐柔、纡徐委备，情感很是动人。《祭吴次尾文》、《与吴骏公书》、《与方密之书》之抒写怀抱，都是表现他散文特色的优秀作品。

    仆有方外室三楹，中种闽兰粤竹，上悬郑思肖画无根梅一轴，至今大有生气，并所藏陶元亮入宋以后诗篇，当共评玩之。（《与方密之书》）

    此书作于顺治九年（1652）侯卒前两年。这时他虽已中副榜八名，但却郁郁不乐，病倒在家。郑忆翁坐卧向南，不忘宋室；陶渊明隐居田园，寄寓抱负。侯方域倾慕他们能坚持民族气节，这其中何尝不隐寓着他对新王朝的不满和对故国旧土的怀恋之情呢？闽兰粤竹，大明江山全遭清兵铁蹄践踏，侯方域有着难以诉说的亡国之痛！他的诗也咏出了这种隐痛。“稽康辞史非关懒，张翰思乡不为秋”（《寄李舍人雯》），这是他早期抒发的家乡之念。而当家土沦亡后，他的思绪就升华了：“击楫乘风志，行吟纫芰衣”（《燕子矶送次尾》），他不愿和葬送国家、民族的马、阮之流同流合污，表示要学习祖逖的恢复中原、宗悫的胸怀大志、屈原的坚贞不屈，可惜只是书生长叹，不付诸于实际行动，终究无济于事。但是，这些诗文还是如实地表达了他的志向和决心、悔恨和反省。

    《壮悔堂文集》还收有很多奏议、试策、祭文、杂著等。他“己卯举南省第三人，以策语触讳黜；辛卯举豫省第一人，有忌之者，复斥不录。既不见用，乃放意声伎，已而悔之，发愤为诗歌、古文。论者谓其诗追少陵，古文出之韩、欧，其应制文尤自成一家，从来作者皆不能兼，独方域兼之”（贾开宗《侯方域本传》）。以他之才，加以他读书积理养气之功，聪明睿智，守之以愚，而一沉僭于学问之中，但不幸早夭，事业未就，使这颗彗星般的早熟英才过早陨落，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憾事。

    三、“讲唐宋以来之矩镬”，开清初散文新风气

    在清初古文三大家中，侯方域虽不如魏禧那样，提出写好文章，“在于积理和练识”（《答施愚山侍读书》），有较完整明确的理论，但散见于他文集里的有关文论的一些书信，集中表现了他的文学主张。其中最重要的一篇是《与任王谷论文书》，在这篇文章里，方域对明代文坛“文必秦汉”一派的拟古主义者，提出了尖锐的批抨：

    ……高者又欲舍八家，跨《史》、《汉》，而趋先秦，则是不筏而问津，无羽翼而思飞举，岂不怪钱！

    方域不满李、何、王、李的赝古，也反对三袁的空疏，钟、谭的狭窄，他的散文，“讲唐宋以来之矩镬”，“接迹唐、归”（《四库提要》），与魏禧、汪琬、戴名世等一起，使唐宋派的风格盛极一时。

    侯方域极力主张读书的重要。他对自己早年文章的功力不足，“体兼华藻，稍涉于浮夸”（《四库提要》）的弊病也有察觉，在同一篇文章里，他说自己：

    仆少年溺于声伎，未尝刻意读书，以此文章浅薄，不能发明古文之旨。……然皆从嬉游之余，纵笔出之，以博称誉，塞诋让，间有合作，亦不过春花烂馒，柔脆飘扬，转目便萧索可怜。

     在强调读书的同时，侯方域还提出了文章的好坏首先决定于思想内容的可贵看法。在《答孙生书》中，他指出：

    文之所贵者，气也，然必以神朴而思洁者御之，斯无浮曼齿莽之失。此非多读书未易见也；即读书而矜且负，亦不能见。

    这里所说的“神朴”、“思洁”，指的就是思想的健康；“矜且负”，指的是情绪的自满。

    侯方域还十分注意文章的写作技巧，对文章的骨力、气势、声情、布局都很重视。他认为：

    行文之旨，全在裁制，无论细大，皆可驱遣。当其闲漫纤碎处，反宜动色而陈，凿凿娓娓，使读者见其关系，寻绎不倦；至大议论，人人能解者，不过数语发挥，便须控驳，归于含蓄。若当快意时，听其纵横，必一泻无复余地矣。（《与任王谷论文书》）

    这技巧问题的中心就是指文章的取舍。他认为文章无论长短，都有个讲究剪裁的问题。如果本来意思就很零碎散漫的地方，那就更应该有声有色地侃侃而谈，使读者能够理会中间的关系，不使人感到厌烦；反之，如果是人人皆知的大道理，那就只须略为发挥几句，引起读者的思索就行了。侯方域是做到了这一点的，他的文章，该抒发的地方就抒发，不惜笔墨，酣畅淋漓。宋荦评他的文章是“雷电雨瀑，飒然交下，可怖可愕；霅然而止，千里碧空”（《国初三家文钞序》）。

    在《宋牧仲文序》中，侯方域指出：“古人之不以巧易拙者有三，而文居一焉：拙于立身者，忠信之徒也，巧则儇矣；拙于读书者，经术纯固之儒也，巧则戋戋则詹詹矣；拙于为文者，大家先正之遗也，巧则鄙信，自以为新奇而朽腐矣。”方域智足以知此，而行不足以副之。他的文章的毛病，亦在于正坐能巧不能拙，流畅通达有余，深厚蕴藉则不足，固不能与并时硕学老儒较短长了。

    针对前后七子的肤滥，公安、竟陵的空灵，侯方域还主张“才与法合”，认为凡有真才必合于法，必达于理：

    其离离然有光者，气之舒也；隐隐然不可得而磨者，质之坚也。所以能扶质而御气者，才也；而气之达于理而无杂糅之病，质之任乎自然而无缘饰之迹者，法也。才与法合，……而为天下转移风会之文也。（（倪涵谷文序》）

    关于“法”，就作品来说，是组织结构的规律，即作文之法；就读者来讲，是如何认识这种规律，亦即学文之法。唐顺之就指出：“所谓法者，神明之变化也”（（荆川先生文集》卷十《文编序》），“不烦绳削而合”（《荆川先生文集》卷十二《铃山堂诗集序》），他主张师法古人，同时强调变化自得，提出出新意于绳墨之余。方域是继承并发展了唐顺之关于“法”的理论的，在同一篇文章里，他又说；

    公教余为文，必先驰骋纵横，务尽其才，而后轨于法，……夫天下之真才，有肯畔于法者，而法之亡，繇于其才之伪也。……离离然有光隐隐然，不可得而磨，发扬于理，变化于自然。

    他主张师法自然，“才与法合”，因而使文章写得简洁明畅，淋漓恣肆。他是唐顺之、归有光唐宋派散文一个有力的继承者，也为后来桐城派散文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姚鼐的古文遵守“言有物”、“言有序”的“义法”，以辞尚为要，言归雅洁为主，固然不能一定说是受了侯方域的影响，但他们的论点乃是一脉相承的。

    清人邵长衡曾对侯方域散文的历史地位，予以较中肯的评述：“明季古文辞，自嘉、隆诸子，貌为秦、汉，稍不厌众望，后乃争矫之，而矫之者变愈下，明文极敝，以讫于亡。朝宗始倡韩、欧之学于举世不为日，遂以古文雄视一世。”（《青山剩稿》卷六《侯方域传）））侯方域（以及魏禧、汪琬、戴名世等人）在散文创作上效法唐宋派，推尊韩、柳、欧、曾、王、苏的古文既成传统，对启、祯间的颓糜文风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把市民小说中的语言和手法运用于古文，使散文创作具有一种清新的面目；他的不少作品反映了明末清初的现实生活。他们的创作初步改变了当日的文风，虽然未能形成一个文学运动，像康（熙）、乾（隆）年间崛起的桐城派那样主宰一代文坛，但无疑对于清初和后世的文学产生过影响。

    （作者单位：闽江学院中文系）

    原载：《古典文学知识》2004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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