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怎样培养了我父亲侯宝林

作者：侯錱

    概要：父亲23岁那年和当时已经40岁的师叔郭启儒，应燕乐戏园邀请搭档来到天津，那一年是1940年。他俩首日登台是在端午节前的6月7日，白天的节目是《空城计》，晚上是《改行》。

    父亲23岁那年和当时已经40岁的师叔郭启儒，应燕乐戏园邀请搭档来到天津，那一年是1940年。他俩首日登台是在端午节前的6月7日，白天的节目是《空城计》，晚上是《改行》。《空城计》那时不叫《空城计》，叫《跑龙套》，前半段是《挂票》，后半段才是《空城计》；《改行》那时叫《八大改行》，《八大改行》原本不止八个回合。每个演员在表演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个人条件选择其中的三至四段。每说一段，都要先把被模仿的艺人所唱的段子唱上一遍。那天晚上，正好赶上天津电台在燕乐戏园实况转播，因为是“打泡”戏（天津方言，剧团到一个地方演出头三天的剧目叫“打泡”戏），又是实况转播，父亲和郭先生演得格外认真。再加上他们的段子都经过精心修改，与众不同，一出台，观众就“好”声不断，一下子，许多的天津人都知道从北京新来了一场相声。

    几天后，有数家报纸发表文章：《侯郭相声惊人》、《侯郭相声可观》、《侯宝林一鸣惊人》等等，称赞二人为“幽默隽材”。文章说：“……侯宝林、郭启儒，业于日昨登台，首日以《八大改行》、《跑龙套》二节打泡，居然一鸣惊人。座上周郎莫不报以彩声，赞为奇才。盖侯口技出色当行，脱类凡俗。”尤其对家父表演风格的独特新颖给以充分肯定。“……今番宝林以口齿清楚，词藻新颖，推陈翻新，不拾前人牙慧，遇事讽谏，倍觉有味，妙语横生，足以解颐……”在历数侯郭的优点之后，一位评论家语重心长地寄语：“宝林正在青年有为之时，万勿沾染嗜好，如xxx之嗜好累人，可为前车之鉴。”一语道出天津观众对他们心中偶像所给予的深情，他们不愿意一次次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喜爱的艺人，在成名之后染上毒瘾或其他不良嗜好，一颗颗“明星”冉冉升起，然后又迅速地陨落。他们对此往往爱恨交织。因此，当侯宝林出现时，意识到了这是一棵好苗子，要先给他一个提示，要先给他打防预针，他们盼望他能快点长成一棵参天的大树。

    因此，大部分的文章都是既肯定他们的优点又指出不足：“侯宝林、郭启儒在燕乐登台以来，人缘极佳。使活时口齿清晰，抖出的包袱没有不响的。虽是一段平常玩意，也说得天花乱坠，令人捧腹。最可贵者，侯宝林喉咙甚佳，唱时毫无勉强之处。评戏大鼓等学来惟妙惟肖，诚可谓多才多艺。惟二人面上时带笑容是其小疵，每入活时，虽然一气呵成，有时说得太紧，而将‘相’字失没……”

    对于各种表扬和批评，父亲和郭先生都能以审慎谦和的态度欣然接受。父亲自幼是个孤儿，师父们对其管教甚严，尤其是教京戏的颜泽甫师父，打骂乃平常事。现在，刚一到天津，就得到如此众多听众的厚爱，父亲内心对师父们充满感激之情。

    1943年10月，著名的剧评家娱园老人戴愚庵在杂志上著文，指出戴少甫、侯宝林演唱的“叫马童你与爷忙把路引……”这段吹腔中有错误，应该去掉其中的“忙”字。显然，从字面上讲，去掉“忙”字，或是将“忙”字改为“快”字似乎更通顺，但是演员有时为了就合唱腔，就会忽略用词的准确性。为了同一句唱词，一名普通的“检场”、一位知名的学者，使用不同的方式，直抒己见表达他们对艺术的执着，热心地扶植一个普通的演员。几十年后，父亲回忆起这些往事深情地说：“我这个演员是天津培养起来的！”

   天津是一个民风淳朴的地方，天津人生性外露，为人豪爽，敢爱敢恨。天津又是“杂耍之乡”，行家里手比比皆是。经常有人在报刊发表文章对各行演员及其作品发表评论，意见中肯，每每一针见血，切中要害。父亲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进步很快。

    不久，父亲发现有人在报上连续发表措辞严厉的文章，批评相声艺人在台上使用“我是你爸爸你是我儿子、儿子孙子兔崽子……”一类的调笑语；对这种“爸爸妈妈”式的谩骂以及用扇子敲击对方光头的噱头表示极大的愤慨。还有人抨击撂地的相声艺人使用“脏口”，说他们“满嘴喷粪信口胡云”，是“下三滥的玩意儿”等等。父亲心中很难过，他明白，说相声的之所以社会地位低下，遭人鄙视，正缘于此。因此暗下决心，一定不能犯同样的错误。然而，两个月后，立秋的前几天，他还是遇到了他来天津后的第一个“黑色星期五”。这天，他在台上学大姑娘要女婿，突然，台下一位女观众高呼：“损根子，积点德吧！”第二天8月3日，此事见报，众说纷纭。这是父亲在天津第一次受挫。

    这种情形在相声场子里原本并不稀奇，说相声的“嘴损”，似乎是不争的事实。有人甚至认为，说相声的晚景凄凉，就是造了“口孽”、遭了报应。有心人还将不少相声前辈艺人的“下场”公之于众。在报上列举相声大王“万人迷”，“八德”之一的卢伯三（卢德俊），父亲的师父常宝臣、师叔焦少海等十多位相声艺人的不幸辞世，用以佐证因果关系之说，看了叫人不寒而栗。其实，这一切原本应该归咎于那个病态的社会和那个令人堕落的年代。相声前辈们的“身后萧条”完全是件令人同情的事情。但它却让父亲从中悟出了另一个道理：不说“荤口”、“脏口”，仅仅是相声艺德的底限。他应该而且必须有更高的追求。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一位爱国的观众，以“公开信”的方式谆谆告诫：“我们都是中国人，在社会上讨生活，都应该互相亲爱才对，谁也不要轻视谁，哪一行算高？哪一行又算低？难道你们每天拿父母妻子开玩笑算是至高无上吗？你们的损人同样的算是‘自相残杀’。”显然，这已经不仅仅是观众与演员之间的批评与被批评了，这是置身于外来侵略者屠刀之下的有良知的国人的呐喊。虽然，这些并不都是针对父亲个人的，但每一次对他的触动都很大。相声到底应该说什么？说相声的人到底应该怎样说？父亲不禁感到茫然，因为此时的侯宝林还是一个处于社会底层，只懂得用自己的一技之长讨生活养家糊口的年轻艺人。

    父亲自幼学习京剧，嗓子好，模仿能力强，因此，父亲极力发挥自己的个人优势。除了表现京剧唱功的段子外，人们开始关注他突出“学”的段子，如《卖布头》、《卖估衣》等。说他的《卖布头》：“声音洪亮、咬字清脆，演来异常精彩，真相声中之杰才也！”说他的《卖估衣》：“维肖维妙，最难得者，全身各部分总动员，手拍手，脚跺台板，口似悬河，利落悦耳，较比真‘喝估衣’者有过之无不及。更佐以郭启儒之‘捧哏’得法，无漏可寻，诚谓红花绿叶相得益彰，致博得全场掌声雷动云。”但是，也有人评论说：“侯宝林的《戏迷杂学》（后改名《戏剧杂谈》）（仅）占了一个‘唱’字。”说他“对于昆曲、吹腔、各派平戏——学老生小生皆有独到处。……而美中不足的就是戏路窄，假若能将张寿臣的《切糕架子》、《洋药方》、《挑春》、《训徒》等学会，将来誉满平津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