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可为开创北宋新儒学的先行者，而侯仲良则是二程理学过渡南宋的传承者，他们同是儒学发展中的承前启后人物。由于他们同程颢、程颐是甥舅亲戚，所以在他们的学术思想中同二程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关系。侯可的思想和言行，曾给二程重要启示和影响，二程的思想也造就出了侯仲良的理学人生。他们又与其他学者共同开创出了北宋新儒学。

    所谓新儒学，就是以二程理学为代表的创新后的儒学。它是继先秦百家、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之后，于公元11——12世纪崛起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又一座高峰。这一思想将孔孟之道重铸成博大精深的学说，又使其贴近现实，易于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自宋代起被历代树立为正统思想，统领学术，规范人伦，指导社会，在当时及以后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被视为中华文明700年的正宗道德之学。这一学说所以能够在北宋产生形成，是因为那个时代催生了一批象二程一样伟大的学派学者群，正是他们的集体智慧，才结晶出这一伟大思想成果。侯氏家族中的侯可和侯仲良便是其中的参与者，他们对新儒学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 为新儒学的形成发挥了开创性作用

    北宋初期学术思想环境较为自由和开放，在改革科举和发展教育政策影响下，自由议论和兴学授学的学术风尚盛行。仅在儒学思想舞台上，就呈现出了师门林立、学派纷呈的局面。先后出现了周敦颐“援道入儒”的濂学、邵雍易学为中心的象数学、张载以气为中心的关学，以及稍后的二程理学和王安石的新学，此外还有司马光的朔学和苏轼的蜀学等。侯可正是处于这样一个思想开放、学术创新的时期，他同这些伟大的思想家大都交往甚密，因而对他都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他的思想学术成就有着自己鲜明的特征：

    一是主教华学，成为一代理学宗师。

    侯可“少时倜傥不羁，以气节自喜，”（程颢：《殿中丞侯可墓志铭》；《宋史：四五六卷》以下引用同）“尽易前好，笃志为学”，即使“奇寒酷暑，未尝废业，博极群书”，终于成为一个“声闻四驰”的饱学之士。后来他游学四方，寓居在陕西华阴，“主华学之教育者几二十年”，并“以勤学新民”作为终生责任，即便当了州县之官，所到之处，也“必为之治学舍，兴诵读”，从不忘记重教兴学。随他就学的来自四面八方，人数众多，“虽边隅远人，皆愿受业”；各地的官员，只要“交以书币”，也都接纳欢迎；负有使命的朝官，凡经过他那里也都前往求教。所以“陕而西，多宗先生之学”。程颢把他在华阴主持的教育称为“华学”，极力称赞他培养的学生“成就材德，可胜道哉！”也就是说他的学生德才兼备，足可以担当儒家的道统大任。由此可见，所谓“华学”，不能仅仅认为是对一个地方教育的称谓，更重要的是它所具有一个学派的思想学术内涵。

    侯可的“华学”是在他“博极群书”、“贯涉万类”的基础上，吸纳各个学派，借鉴诸学成就，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继承和创新儒学而成的早期理学。他是以“贯涉万类”的丰富学识，“若礼之制度，乐之形声，诗之比兴，易之象数，天文地理，阴阳气运，医药真数之学”，这些既包括了儒学经典学说内容，也有道家和阴阳等诸家思想，和对这些学说“无不究其渊源”的探索精神，发展创新儒学的。“究其渊源”，就是二程所说的“格物穷理”，即找出天下万物的本原。这个本原是指贯通宇宙万物的普遍法则。亦即所谓“理”。万物从“理”中派生出来，成为万物生成的依据。从这里已经窥见了二程“天理论”的雏形。侯可到了晚年，“益玩心于天人性命之学，其自乐者深矣”，可知他对儒学的深入研究，已经达到了“玩心”、“自乐”的很高境界，以至于同自己的生命融为一体了。

    侯可的“华学”，传播很广，影响也很大。不仅陕西地区推崇学习他的思想学说，就连各地的“名卿贯儒，结辙西使”，都到那里聆听他的讲学，可见他的学说是多么深入人心。他对二程的影响，无论在人格品行上还是思想学术上，都存在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二程祖居中山博野（今河北定县），距离母舅侯家所在地的盂县比较近，来往也较为方便，虽然后来他家迁居洛阳，但二程曾到盂县长时间讲学；侯可也“宦学四方”到过洛阳，他们甥舅之间的接触交流很频繁，因此彼此有深厚的亲情和透彻的了解。程颢说他“知先生（指侯可）之道为详”，赞叹他的“行治之美”达到了“死而不忘于正，可谓至矣！”在程颢心目中，侯可的言行品德，功业治绩，已经成为一个至高无上的完人，可以奉为做人的楷模。程颐也在《闻侯无可（即侯可）应辟南征诗》中盛赞侯可：“人称孔子生关西，宏才未得天下宰，良谋且作军中师”，把侯可比为孔子，说他的才能可以胜任宰相，由此显见侯可在程颐心中有多么崇高的地位。二程后来创立理学，成为一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其治学主张和思想渊源除师承周敦颐，又融会并世诸学精华外，侯可的“华学”对二程理学的形成，也提供了丰富思想营养，起到了不可低估的启迪开萌作用。

    二是学贵致用，成为躬行儒学典范。

    相对于坐而论道的当时并世之学而言，侯可更注重学贵致用的思想，这同张载的关学一样，显示出了关中学派独树一帜的实践理性。二程曾评价“关中之士，语学而及政，论政而及礼乐兵刑之学。”称赞这种学以致用的风格为“善学”。程颢还进一步把侯可尊为躬行儒家思想的典范。在他身上，儒家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崇高理想和“仁、义、礼、智、信”的伦理道德，都得到了完美的体现，称他的行为足可以“昭示后人”。

    侯可躬行儒家的实践，首先表现为尊王攘夷，仁政爱民。这是儒家入世追求的崇高政治理想。宋代儒家把佛学的出世修行，引入到了儒学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实用，表明宋儒适应现实的全新建树。他们主张大一统思想，赞赏以仁、义、礼、乐为基础的王道，这些都与宋代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需求相吻合。而始终贯穿两宋的夷狄外患，形成了当时“四夷不服，中国不尊”（欧阳修《居士集》）的局面，严重威胁到了王朝的安危。“攘夷”自然成为尊王所必需，也是儒家入世实现“治国平天下”理想的必然选择。北宋的一些大儒都曾慨然立志，赴边抗御辽夏，以图报效国家。侯可便是其中的一分子。他从小“喜穰苴孙武（春秋时的军事家）之学，兵家之事无所不通”，（程颢：《殿中丞后可墓志铭》以下引用同）尤其对西北形势，谈其山川道路郡县部旅详细备具“，这样留心国事，崇尚兵家，可见他很早便立下从戎赴边报国的志向。当侬智高（壮族首领）攻陷两广，北宋将领孙威敏奉命出征而请他去赞助军事时，他“奋然从之，振旅奏功”；当西北边帅韩琦计划谋取渭源地区时，侯可又主动请缨到西夏边境，召集“酋豪六百人”，说明利害得失，晓以“朝廷恩德”，因而“感悟”“酋豪”，“输土纳金，愿为藩篱”，就这样以他的忠勇智慧不费一兵一卒，“一尘不惊而开地八千顷”。

    侯可起初因军功受封武爵，后来改文职而任过巴州化成县知县、泾阳知县和耀州华原主薄。在土薄民贫的巴州为农民减免“丝帛之赋”；率众驱逐虎豹威胁，为商旅开通道路；在泾阳，开凿小郑泉，修复郑白渠，以广灌溉；在华原，对于“以利诱贫农”而大量兼并土地不法的富人，收其“田卷”，发还失地农民，使“复安其生”；对于“贪狡凶暴”的豪强，则镇压以平民愤。这些爱民利民的措施，凸现了他仁政爱民的施政理念。

    其次表现为以礼教化，移风易俗。以礼规范社会和道德，是儒家教化万民的最高标准。侯可在巴州任时，便是施行以化教化的典范。他破除“尚鬼而废医，唯巫言是用”的陋俗，而“诲以义理”，亲自教民看医用药；废止“娶妇必责财于女”方的不良风尚，并立制度民约，使“众人知化”而“变其俗”，消除了“贫人至老而不得嫁”的社会问题。

    第三表现为纯诚孝友，轻财乐义。“孝友”、“取义”都是儒家伦理道德，也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侯可在慷慨助友，舍生取义上，都做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如把布衣之交的穷朋友申颜，视为同胞，“谋食以养”。申有病，他“徒步千里为之求医”。申死后，家贫不能安葬，他虽“辛勤百图”，也凑不足安葬费用，便“卖衣以益”，他却与儿子“单服”过冬。有人赠其“白金”，他却转送申的孤妹作了嫁妆。象这种对友对贫或是对急的无私帮助，举不胜举。他能把乡里送他赴京应举的钱，分给同行应举之人，自己不多留一分；他宁可耽误应举行程，也要留下来照顾病于途中的乡亲；宁可跋涉步行，也愿把自己的马让于贫病之人。这样的“克己济物”，“轻财乐义，安贫守约，急人之急，忧人之忧，谋其道不谋其利，忠于君不顾其身”，连“古人所难能”做到的事，他却“安而行之”。程颢评价他的行为是“出于自然而非勉强”，说他“非能力者，诚使然也。”这里一个“诚”字，道出了他出于自然本心的仁爱思想和超乎自身能力的道德力量。

    二、为理学过渡南宋发挥了传承性作用。

    如果说侯可是北宋开启新儒学的参与者，那么，侯氏家族的另一位知名人物侯仲良，则是把北宋理学过渡到南宋，从而形成程朱理学体系的传承者，他们都是不同时代承前启后的人物。侯仲良，字师圣，为侯氏家族的第三代人。不少人都说他为侯可的儿子。但程颢在《侯可墓志铭》一文中明确记载，侯可只有二子：“曰孚曰醇”，并无仲良。程颢之说应该是可信的，因此侯仲良是否为侯可的儿子尚存疑问。但仲良为侯道济之孙确是无疑的。他同二程不仅为中表兄弟，还同师同源，同是北宋理学的奠基人。他虽然同“二程”还不能齐名，在北宋正史中也略而不记，但他对理学的贡献是不应低估的。我把他的成就归纳为两点：

    一是师承周、程，深得儒学真谛。

    仲良“初从伊川（程颐号称伊川）学”。（《山西通志》，以下同）但在程颐处求学“未悟”，“乃策杖访濂溪（即周敦颐，新儒学奠基人，号称濂溪先生）”，向他拜师求学。仅仅学了三天，就“自谓有得，看见天之广大”。这种说法可能有些夸大，但也表明仲良在周敦颐启发教育下，激发了灵感，思想认识有了飞跃。所以当他又回到程颐处时，程颐非常惊讶地说：“非从茂叔来耶！（茂叔即周敦颐）”可见程颐对周敦颐学识思想是多么了解和敬佩。因为周敦颐也是程颐的老师，早在二程的父亲程珦任南安通判时，结识周敦颐，便令二程前往拜师受学。周敦颐在几十年游宦生涯中，始终读书讲学，收徒传道，以光大儒学为己任。他创立的“濂学”，以儒以本，援道入儒，道儒结合，为新儒学的诞生奠定了气度博大的思想基础，也为二程理学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营养。因而被尊为宋代理学的宗主。侯仲良在这样儒学大师的教育下，得到了思想的彻悟和学识的升华是很自然的。

    但侯仲良基本思想渊源还是来自于程颐。仲良从小同二程亲密来往，后来又从二程读书，开启了他探究理学的生涯。他对二程推崇备至，“言必称二程先生”，并说：“吾以为志在天下，视不义富贵如浮云者，二程先生而已”。（《宋史：胡安国列传》）他不仅赞叹二程的人格品行，还把二程的事迹和学术思想记载于他的著作《雅言》一书中。我们熟知的“程门立雪”，就是他在《雅言》中记述程门弟子杨时、游酢，虚心向程颐求学的故事。杨时、游酢后来都成为二程的高门弟子，同仲良一样都是理学的中坚人物。不过，由于侯仲良与二程的特殊关系，更是深得理学要义，被称为“程门后传”，“河东学派”。（《山西通志》）中记载他深通儒学，“邃心性理”。“性”、“理”即是二程人性论的基本思想。“性即理”的人性论既是二程伦理哲学的基础，又是其道德修养的依据。他对二程这一理论核心有着精心的研究和深入的领悟。因而深得二程理学的真谛。就连当时大儒者胡安国也称他“讲论经术则通贯不究，商略时事则纤微皆察”。说明他对儒学的融会贯通和格物致知的能力是超乎常人的。即使在他四处游学，晚年颠沛流离而贫病交加时，依然“安于籍古，守节不移”，（《山西通志》）始终坚守在儒家的精神道德境界中。

    二是传授胡宏，开启南宋理学先河

    侯仲良在晚年经历了北宋到南宋的变迁，在战争动乱中颠沛流离，于漳水之滨的荆门遇到了胡安国。胡是当时的名儒，著名经学家，曾私淑于二程洛学，因而对侯仲良非常看重，对他推崇备至，评价很高，也十分同情和感叹他的遭遇，说：“时值艰难，使此辈身老贫贱，亦良可慨！”而仲良也对胡安国如二程一样的崇敬，把他视为知己。靖康元年，（1126年）胡安国让自己曾师事程门高足杨时的儿子胡宏，在荆门拜侯仲良为师。从此胡宏在仲良的传授下，以胡氏家学为底蕴，又兼得到了二程理学之正传，形成了南宋湖湘派的学术风格和基本特色。

    北宋末年，金兵南侵，文人纷纷南渡避祸，遂使中国文化中心南移。胡宏从荆门南渡到湖南衡山讲学二十余年，曾担任岳麓书院山长，执教于碧泉书院、道山书院等处，以振兴儒家道统为己任，创立了湖湘学派。湖湘之士多求学于其门，尊仰其为一代师表。黄宗羲称该学派在南宋之初治学气势为“最盛”。

    胡宏之学，以性本论为基本特征，来建立起他的理论思想体系。他的思想理论，既出于侯仲良所传授的理学，又在继承中有独立发展。他的学说为南渡后倡明二程洛学立下了大功，是连结南北两宋理学的重要环节。胡宏的这一学说，由其弟子张栻影响到朱熹。朱熹以理本论构造哲学体系时，又吸收改造了胡宏的性本论，提出了“性只是理”，“性，形而上者也”等思想。所以从朱熹的学说思想中，可以看到胡宏学说的启发和承接。从矦仲良到胡宏，到张栻，再到朱熹，我们可以明显看到二程思想的一脉相承，看到程朱理学体系的形成。其理论的博大精深，其形式的精致完美都为前代所不及。程朱理学从此一直牢牢地居于官方哲学的地位长达700余年就，其社会价值而言，对宋元明清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定无疑是具有重大的建设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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