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心整理传统剧目，改革创作新相声。
    侯宝林（1917-1993）北京人，满族，乳名小酉。幼年家境贫寒，从一懂事就饱尝了城市贫民的艰辛，抱着碗去粥棚领施舍粥，拣煤核，卖冰核、卖报，打执事……什么都干过，只免费读过三个月的小学。12岁开始学京剧，拜师阎泽甫，立下卖身契，两年中学了二三十出戏，常在北京夭桥“撂地”演出。阎泽甫离京后，又拜朱阔泉为师学演相声，在天桥、鼓楼、西单商场“撂地”表演。每逢阴天下雨就形成了“人歇工，牙站队，肠子肚子活受罪”的惨状。侯宝林在这种痛苦熬煎中磨炼成长。1940年在天津与郭启儒合作，登上“燕乐戏园”的舞台，开始享名，经过5年的奋斗，终于跃居为“大轴”的“攒底”节目。旧时代表演的传统相声，绝大部分都是口头创作，随意性很大，只图逗笑，趣味低级。在那乌烟瘴气的环境中，侯宝林出污泥而不染，坚持锐意革新，以风格清新趣味隽永的幽默相声，求得生存和发展。1946年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曾经讲过：“侯宝林说的是文明相声，教授们可以欣赏。”解放后，进入新时代，侯宝林更以净化、美化相声为己任，有人说：“侯宝林的相声，一般市民听了，不觉得太雅，大学教授听了，也不觉得太俗。大俗和大雅凝聚成的雅俗共赏，正是这位大师的艺术特色。”尤其是经他改革后的“柳活儿” （相声前辈的术语，指学唱为主的相声），在相声发展史上是继往开来，独树一帜的。
    “柳活儿”源于清未相声撂她演出时为招徕观众而演唱的门柳儿”（又名“开场小唱”），主要学唱的是：弦子书、莲花落、滑稽二黄，大都结构松散、格调不高，充斥着荤、贫、粗、野的糟粕，所以当时称它为“洋闹儿”。传统说法认为：学唱主要靠歪唱逗乐儿，理不歪笑不来嘛！侯宝林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觉得有些缺乏京剧基本功或嗓音条件不好的相声演员，为了博得廉价的笑料，才用歪唱、出怪相等丑化的办法来哗众取宠。而自己呢，嗓音亮、吐字清、能学唱各种流派的特色，模拟的形神兼备。可以通过正儿八经地仿学唱儿，让观众听到流派纷呈的唱腔神韵，看到优美潇洒的动作，既亲切又使观众受到京剧美感的感染，这才是相声仿学艺术的真谛。他还认为：相声演员在生活中不是丑角，更不是自轻自贱的“下三烂”。通过不断的演出实践，侯宝林将相声中的学唱京剧，从丑和怪的感觉刺激升华成美的雅的，具有知识性、趣味性的京剧欣赏，使相声的“柳活儿”走上正路，获得新生。他根据传统相声《戏迷杂学》整理的《戏剧杂谈》，通俗、别致，富有新意。例如当提到京剧和话剧在舞台上台词、动作、道具都有着虚拟和写实的差异时，谈得头头是道。象讲到道具时说：“登一张桌子表示上了山，登三张桌子表示上了房”，形成房都比山高，讲到“酒宴摆下时，空酒杯一举，什么也没吃就算酒足饭饱了”等，分析的合情入理谐趣横生。对普及京剧也起到了积极作用。1940年他在天津表演《四大须生》时，学唱马派名剧众《四进士》里宋士杰唱的“三杯酒下咽喉把大事误了”的唱段得到观众的欢迎，马连良本人听了也赞许说“了不起”。他仿学京韵大鼓名家白云鹏缓步出台的潇洒风度，学唱《探晴雯》开头的“冷雨凄风不可听，乍分离处倍伤情”两句，细微处表达了缠绵凄凉韵味，充满美惑，观众都认为一模活脱——真像。最初，有位老前辈张寿臣对侯在学唱上的出新不以为然，有一次在剧场曾当着侯的面对观众说：“我从小学的是说相声，让我合辙押韵地唱一段还真不会，相声没有唱出哏来的。”侯当时没有分辩，几天后一起吃饭时，侯问张：“您说相声没有唱出哏来的，那您演过的《十八愁》、《丑妞出阁》是什么呢？”张寿臣意识到过去说的很片面，立刻改正：“你提的对，今后我收回相声只能说不能唱的说法，说学逗唱嘛！”另一位前辈马三立看了侯宝林的演出后说：“他学什么都维妙维肖，每唱一番，都有满堂好，形成了个人风格。为了不糟践艺术，没有加工的“柳活儿”我以后不使了。”为了使相声提高社会地位，1943年侯在天津组织过北艺话剧团，演出过《离婚前奏曲》等。他曾表示：“我们是靠艺术吃饭，就得从话剧中汲取营养提高自己。这种尝试要是干不下去，我还说相声，但是决不说那些乱七八糟的，我一定把相声搞进艺术圈。”1949年底，在北京市戏曲界讲习班和报纸上，不断有人批评相声低级庸俗。侯宝林立即团结一批演员，于1950年1月19日成立了“北京相声改进小组”，在老舍先生和罗常培、吴晓铃教授帮助下，开始整理传统相声、创作新相声，使相声出现了崭新的面貌，直到1955年侯参加中央广播合唱团后，他多年的愿望终于得到实现。初步统计，到1981年止，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共整理、改编、录制了42段传统相声，其中学唱戏曲、曲艺的“柳活儿”就有25段，占全部录音的一半以上。总的艺术特色是：题材多样，趣味隽永，动作洗炼，歌唱动听，仿学逼真，字清韵浓，寓教于乐，回味无穷，格调都是很高的。从1960年到1964年，以侯为首的中央广播说唱团相声组演员们，每周三、六晚上都要去中南海紫光阁在舞会中间给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表演相声，逐年累月需求量很大，这样在客观上也加快了侯宝林整理改编传统相声的进程。脍炙人口的《关公战秦琼》，就是1961年侯向他的师叔张杰尧学习后，于1962年整理改编后开始演出的。张杰尧（1883-1971）三十年代末在北京西单商场表演，被誉为“笑林五杰”之一，是相声“柳活儿”的开拓者。不但节目新颖，演出服和化妆上也很考究。为模仿卓别林，张是相声演员中第一个着西服表演的人。当时被誉为“新潮相声”、“相声博士”，侯学艺时就很钦佩张这种追求“时髦”勇于革新的精神，也向张学过《三盆脸水》、《学‘麒’派》等节目，遗憾的是张搜演的《关公战秦琼》，侯只看到过铅印的原故事出处，没有学会张的表演本。原故事刊登在1937年张杰尧编辑出版的《笑海》第一集上，原文是：豫省洛阳城西40里，某富翁八旬寿辰，由上海邀京戏两班，演员共六百余名，每日两餐需白米数石，迎寿之期先演《大赐福》，次演 《双投唐》，翁不懂京戏，大怒，唤班主至，令速换一出，再不合意当下逐客令。班主恐另出再不满意，随请翁自选之。翁问：‘汝班中有唱红脸的吗？’班主回答‘有’。翁又问：‘叫何名’？班主误答：‘红脸的即是关公’。翁令速演《关公战秦琼》。班主恐翁怒，速至后台商之某红净扮演关公，某武生扮秦琼。各带四龙套。临上场时嘱打鼓老锣开‘急急风’上四龙套跑过场，红净走过场同下，武生率龙套如之。班主恐翁怒，急将二人推出外场，净哼，生哈。打鼓老嘲之日：‘你瞧哼哈二将。’随打唱。生净无法。净唱：‘你在唐朝我在汉’，生接唱：‘咱俩打仗为那般？’净唱：‘教你打来你就打’，生唱：‘我要不打谁管饭？’”
    为丰富上演节目，1661年秋侯宝林将年近七旬的张杰尧从西安请到北京，按照张的演出本录音后，重新改编、整理了《关公战秦琼》，着重深化作品的思想性，提高它的艺术性，重点塑造几个主要人物的音容笑貌，使他们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相声的开头新编了一段“垫话”，介绍旧时代北京戏园子里秩序嘈杂喧嚣的景象，边介绍边仿学戏园子门前的卖票的为招徕观众，怪声吆喝，池坐里找坐位的人穿梭叫嚷；扔湿手巾把的在观众头顶飞来飞去卖弄技巧，妇女们家常里短乱扯闲话，以及一惊一诈的打招呼，大声喧哗……形象地描绘了旧戏园子里和乱哄哄的庙会一样，实在是对文艺演出的亵渎。这种场合是侯宝林青少年时代生活过的，所以能历历如绘地勾画出那个年代的风貌，很有知识性、欣赏性，给予观众以有益的启迪。这段“垫话”铺平垫稳以后，从“那时候戏园子里够多乱，嗐，堂会戏呀，更乱了。”自然而然进入正题，讲述演堂会戏时发生的趣闻，转的巧妙、自然。侯宝林基本功扎实，擅长仿学各地方言。在《关公战秦琼》里，他将大军阀的父亲处理成山东半岛人，就是为了发挥自己擅长仿学胶东话的特点。例如“这是哪出戏？”得说成“介似磨戏？”“你知道关公是谁的人？”得说成“你基不基道，关公似那地界的寅？”听来很有地方特色。1962年初《关公战秦琼》正式演出以后，受到广大观众的热情赞扬。有一欢在中南海内部演出时，毛主席听了一遍兴犹未尽当即把刘少奇叫到身边，又让侯宝林、郭启儒重演了一遍。听后毛主席指出。“我们党要反对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反对瞎指挥。”随后还派工作人员向广播说唱团索取脚本去阅谈。1962年初陈毅也听过好几遍，8月6日他在广州会议上谈到如何团结知识分子问题时提到“相声《关公战举琼》很有现实意义，对那些依靠权势不负责任乱弹琴的人，就得讽刹池。”此节目录制唱片盘带后发行国内外，1989年10月12日荣获了中国唱片社颁发的首届喝片金奖。侯宝林高兴地说：“我说了so年相声，这是第一次获得这样的殊荣啊！”
    侯宝林改编的《戏剧与方言》又名《南腔北调》，通过谐趣横生的笑话，生动诙谐的语言，仿学逼真的学唱，形象生动地表现了各地不同方言的特色，以及不熟悉方言引起的误会。反映了我们祖国辽阔广大，形成各种风俗习惯和方言，它是形成各种地方戏曲，曲艺的重要因素。既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又很有趣味性。他将张杰尧编演的相声短段之《江苏二黄》、《疑人入厕》、《上海二黄》、《三盆面汤》等，作为素材，让它们为推广普通活这一主题服务。把评、说、学、唱的手法交替使用，诙谐幽默地表演了苏州、上海方官的语音特色，越剧、沪剧的独特唱法，及方言含义不同在日常生活中产生的笑话，既有欣赏的情趣，又有丰富的笑料。说明在改编过暇中，下过一定功夫。1982年，侯宝林在《平地茶园》一文中，曾提到他学唱越剧的艰辛，他说：“北方相声演员学越剧我是第一个，开始绍兴话听不仗，很难学.但无论怎么困难，我也想办法学会了。这种学习精神，是小时候京剧老师阎泽甫给我打下的基础。”
     传统相声《三棒鼓》，是根据《学评戏》整理的。其中有些事例，是侯宝林青少年时代经历过的，生活气息很浓。其中有一段讲到旧社会在露天演出的小评戏班子。是零碎敛钱，演出过程中，只要敲三下胶就停演收费。有时还置艺术表演于不顾，经常敲鼓停演勒索钱财，坑害观众。重新改名为《三棒鼓》，是讽刺它，敲三下鼓能要钱，要的太烦人了。六十年代切有一位外国朋友问翻译：《三棒鼓》是不是说用三根大棒子打鼓的意思？”他没有了解曲目的含义。这段相声的“垫话”，从中国地大物博，艺术门类丰富多采而转入正题谈评戏，开门见山，简洁生动。它具休形象地介绍了评戏的发展概况，从唐山落子，东北大口落子、地蹦子演变成评戏的过程。一接触到老评戏的风格流派时，侯宝林施展了仿学的技能，把20年代名家花莲舫演唱的《黄爱玉告状》，30年代名家白玉霜演唱的《玉堂春》在唱腔上的特色，仿学的维妙维肖，声情并茂。接着从当时流行的时装戏《老妈开嗙》谈到三班社的露天演出，描述了评戏艺人流浪卖艺的凄惨景象，揭露了班主盘剥艺人的陈规陋习，以及用天花乱坠的江湖口欺编、勒索现众的丑恶行径。使观众体会到旧社会卖艺求生的艰难和善良观众受骗上当的不幸遭遇。侯宝林通过人物对白，模拟了两位妇女观众，一个是自愿请人看戏的老太太，另一位是老太太的邻居，她们都是无辜的受害者，言谈话语都充满了老北京人的京味儿。整段相声，说中有评，评中有学，学中有唱，说唱结合一气呵成。遗憾的是侯的弟子已无人会表演《三棒鼓》了。
    脍炙人口的《改行》原名《八大改行》，产生于清末。原作者钟子良。描述1862年咸丰皇帝逝世后全国停止娱乐100天，许多演员为生计所迫只好改行做小买卖，受尽折磨也闹了一些笑话。它列举了8位艺人被迫改行的情况，不仅艺术构思雷同，而且语言也显得罗嗦、拖沓。侯宝林本着去芜存精的原则加以精练，本来有段梅兰芳改行卖晚香玉，学梅的唱段也恨动听，但考虑到有损梅的形象，整理时毅然割爱。定稿时由八大改行浓缩成三大改行，即京韵大鼓演员刘宝全卖粳米粥，老旦演员书多奎卖黄瓜，花脸演员候喜瑞卖西瓜。改编本讲求含蓄、凝炼、点到而已，达到了意在言外，耐人咀嚼的效果，如仿学李多奎卖黄瓜：甲：老太太拿起黄瓜，掐一块尝尝，不甜她不要。乙：那也得卖呀！甲：卖吧，把挑子一放，一摸肩膀儿，这个疼啊！她把《遇太后》的叫板想起来了：“唉！苦哇……！”老太太一听：“噢，黄瓜苦的，不要啦！”
    添了个“苦哇！”的叫板，吓跑了顾客老太太，它是源于生活的夸张，也是用语调多变、语气自如的语言，表达了深沉的意蕴。在仿学侯喜瑞叫卖西瓜时，传统唱词是：“我的西瓜赛砂搪，真正是旱秧脆沙瓤，一个子儿一块呀不要谎，您若不吃给你大开膛（学举刀劈人状），全吓跑了”。突出了改行的演员，穷极生疯气极败坏的凶狠相，很难令人同情，同时，也缺乏美感。侯宝林的演出本，将后两句改为“一个子儿一块呀，不要谎，谁若不信请尝尝。（忘记放下手里攥的刀）你们倒是吃啊！全吓跑啦！”表现了卖西瓜的艺人，无意中露出唱花脸的习惯动作，就使人感到人物比较可爱也很博得人们的同情。其他整理过的传统相声还有《戏剧杂谈》、《阴阳五行》、《规律》、《卖布头》、《武松打虎》等，都能以崭新的风貌赢得观众的喜爱，成为百听不厌的艺术精品。所以老舍先生1961年3月25日在《人民日报》曾发表题为《健康的笑声》一文，肯定了侯宝林的艺术成就，首次提出相声艺术流派并确认他为侯派相声艺术。

    为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说相声

    从1949年下半年到1966年上半年的17年间，听侯宝林说相声次数最多的是毛泽东主席。据1992年7月侯宝林回忆，约有150段左右。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曾告诉他：“你还教育主席呀？外边不说的，这儿也可以说。”但是他坚持不经过整理的传统相声决不表演。毛主席进北京城以前住在香山，那时侯宝林就去表演过相声。党中央机关刚进入中南海时，由于内部没有清理完毕，中央领导同志观看文艺节目常在东交民巷西口路南，解放前的美国驻华使馆里，毛主席时常坐在第三排的中间，并排有两把藤椅，一把是毛主席坐，另一把是朱总司令坐的。侯宝林说：“毛主席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和善乐观、平易近人。他听相声时喜欢用拳头打拍子。”有一次侯宝林上场后，毛主席刚到尚未坐下，站着脱风雨衣，当听到侯宝林说起定场诗，敢紧转过身坐下来听。侯说的诗是引用昆曲《昭君出塞》中五龙的诗，这四句诗不但不押韵，而且前言不搭后语，人们称它四不靠。诗句是：“胆大包天不可欺，张飞喝断当阳桥。虽然不是好买卖，一日夫妻百日恩。”第四句很出乎意料之外。一般情况下毛主席乐的时候，就是脸憋得红红的，也避免笑出声音来。只有这一回忍不住张开嘴，纵情笑得喘不过气来。这是唯一的一次。当时凡是歌舞、戏曲、杂技晚会中都要加一场侯宝林的相声。1950年有一次演出时杨尚昆见到侯高兴地说：“只有侯宝林能使我们的主席这样高兴，你是我们的国宝。”有一次碰到有两场演出，侯宝林就和文艺处长张梦庚商量怎么办？张说：“你从那边别脱大褂赶到这边来。”侯赶回来时梅兰芳的戏刚演完，因没有报幕员，侯就告诉检场员迎着下场的梅先生在台上摆好场面桌，这时台下的毛主席站起身刚要走，一看台上摆了桌子，侯宝林也上了场，就继续坐下来听相声。
    1962年周总理曾经问侯宝林：“解放前相声在天桥是怎样撂地演出的？开头都演什么呢？”侯宝林说：“为了招徕观众，坐在地上边说边用白砂子往地上撒字，叫沙书。这是一种文字游戏始于宋代的‘沙书地谜’，白砂子是汉白玉的碎粉，否则经不住风吹。”周总理说：“能表演一次吗？”侯说：“可以，得先准备一下白砂子。”侯找到一些汉白玉碎块，加工成三小口袋砂子，在一个周末，他和郭启儒、郭全宝三人向毛主席、周总理汇报演出了三人相声《字相》，后来得知他们很欣赏这个节目。这段相声，讽刺了清末民初有官皆贪，无吏不污的腐败现象。表演时先用白砂子撒成一字，然后说这字像什么器物，再说当过什么官，为什么丢官罢职。这叫作：一字、一相、一升、一降，有问有答，生动形象！此段相声没有公演过，结尾部分是——乙：我写个“〇”字。甲：像什么？乙：像个台球。甲：做过什么官？乙：总统。甲：大总统？乙：不，打台球总用棍儿捅。丙：这么个总捅。甲：为什么丢官罢职？乙：因为它反动。甲：怎么？乙：把球捅出去，它还能撞回来。丙：嗯！甲：我写个“大”字。乙：这字像什么。甲：像个沙燕风筝。丙：做过什么官？甲：航空部长。乙：为什么丢官？甲：线断了，弃职逃跑。丙：我写个“车”。乙：这字像什么？丙：放风筝的线扰子。甲：做过什么官？丙：整天给线支使着，县知事。乙：为什么丢官，丙：因为有病。甲：什么病啊？丙：相思（丝）病（用砂子撒一条线连在前边的“大”字上），想你那风筝想的。甲乙：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