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德榜（１８９０—１９７４）侯德榜，著名科学家，杰出的化工专家，我国重化学工业的开拓者。他于２０年代突破氨碱法制碱技术的奥秘，主持建成亚洲第一座纯碱厂；３０年代领导建成了我国第一座兼产合成氨、硝酸、硫酸和硫酸铵的联合企业；四五十年代又发明了连续生产纯碱与氯化铵的联合制碱新工艺，以及碳化法合成氨流程制碳酸氢铵化肥新工艺，并使之在６０年代实现了工业化和大面积推广。他还积极传播交流科学技术，培育了很多科技人才，为发展科学技术和化学工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侯德榜，名启荣，号致本，１８９０年８月９日生于福建省闽侯县一个普通农家。自幼半耕半读，勤奋好学，有“挂车攻读”美名。１９０３—１９０６年，得姑妈资助在福州英华书院学习。他目睹外国工头蛮横欺凌我码头工人，耳闻美国的旧金山种族主义者大规模迫害华侨、驱逐华工等令人发指的消息，使之产生了强烈的爱国心。他曾积极参加反帝爱国的罢课示威。１９０７—１９１０年，就读于上海闽皖铁路学院。毕业后，在英资津浦铁路当实习生。这期间，侯德榜进一步感受到帝国主义者凭技术经济优势对贫穷落后的中国和人民进行残酷剥削与压迫，立志要掌握科学技术，用科学和工业来拯救苦难的中国。１９１１年，侯德榜考入北平清华留美预备学堂，以１０门功课１０００分的优异成绩誉满清华园，１９１３年被保送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化工科学习。１９１７年毕业，获学士学位，再入普拉特专科学院学习制革，次年获制革化学师文凭。１９１８年又人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研究制革，１９１９年获硕士学位，１９２１年获博士学位。由于学习成绩优异，侯德榜被接纳为美国Ｓｉｇｍａ Ｘｉ科学会会员和美国Ｐｈｉ Ｌ ａｍｂｄａ Ｕｐｓｉｌｏｎ化学会会员。侯德榜的博士论文《铁盐鞣革》，围绕铁盐的特性以大量数据深入论述了铁盐鞣制品易出现不耐温、粗糙、粒面发脆、易腐、易吸潮和起盐斑等缺点的主要原因和对策，很有创见。《美国制革化学师协会会刊》特予连载，全文发表，成为制革界至今广为引用的经典文献之一。

　　１９２１年，侯德榜接受永利制碱公司总经理范旭东的邀聘，离美回国，承担起续建碱厂的技术重任。在制碱技术和市场被外国公司严密垄断下，侯德榜带领广大职工长期艰苦努力，解决了一系列技术难题，于１９２６年取得成功，正常生产出优质纯碱。在总结亲身实践的基础上，侯德榜用英文撰写了《纯碱制造》（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ｏｄａ）一书，１９３３年在纽约出版，在学术界和工业界产生了深远影响。１９３４年，永利公司为了“再展化工一翼”和生产化肥，决定建设兼产合成氨、硝酸、硫酸、硫酸铵的南京铔厂，任命侯德榜为厂长兼技师长（即总工程师），全面负责筹建。侯德榜深知筹建这个联合企业的复杂性，且生产中涉及高温高压、易燃易爆、强腐蚀、催化反应等高难度技术，是当时化工高新技术之最；而国内基础薄弱，公司财力有限，工作难度极大。他很耽心“……万一功亏一篑，使国人从此不敢再谈化学工业，则吾等成为中国之罪人矣！”但抱着“只知责任所在，拼命为之而已”的决心，知难而上。他按照“优质、快速、廉价、爱国”的原则，决定从国外引进关键技术，招标委托部分重要的设计，选购设备，选聘外国专家……结果，仅用３０个月，就于１９３７年１月建成了这座重化工联合企业，一次试车成功，正常投产，技术上达到了当时的国际水平。它给以后引进技术多快好省地建设工厂提供了好经验。这个厂，连同永利碱厂一起，奠定了我国基本化学工业的基础，也培养出了一大批化工科技人才。但不久，发生“七七事变”，日本侵略军逐渐逼向南京，曾先后３次以“工厂安全”相要挟，提出“合作”管理南京铔厂的要求。侯德榜和同仁们大义凛然，坚持“宁举丧，不受奠仪”，拒绝“合作”；同时，积极响应抗战，利用工厂设施，转产硝酸铵炸药和地雷壳等物资，支援前线。工厂被日本飞机３次轰炸，无法生产之后，侯德榜又组织职工紧急拆迁设备，并将人员和资料一同送往内地。

　　１９３８年，永利公司在川西五通桥筹建永利川厂，范旭东任命侯德榜为厂长兼总工程师。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侯德榜带领职工，生产自助，维持公司人川员工生计；同时，着手筹办四川碱厂。由于四川的条件不适于沿用氨碱法，侯德榜特于１９３９年率队赴德国考察，准备购买察安法专利。在对方提出辱国的条件下，侯德榜中止谈判，发愤自行研究新的制碱方法。他领导一大批科研设计人员经过艰苦努力，于１９４１年研究出融合察安法与苏尔维法两种方法、制碱流程与合成氨流程两种流程于一炉，联产纯碱与氯化铵化肥的新工艺。１９４３年完成半工业装置试验，但由于战争和政局混乱，没有条件继续实现工业化而中断。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侵略者投降不久，范旭东逝世，侯德榜继任总经理，全面领导永利化学工业公司的工作。他立即组织恢复永利沽厂与南京铔厂的生产。铔厂的硝酸设备在战争中被日本侵略者运往日本，经侯德榜和李烛尘等人一再向有关方面严正交涉，他亲赴东京找盟军总司令部等有关方面据理力争，才于１９４８年全部归还，恢复硝酸生产，至今仍在运行。１９４７年，侯德榜受聘兼任印度塔塔公司顾问总工程师，先后５次赴印度指导改进该公司碱厂的设备和技术，使这个碱厂正常运转，生产出优质纯碱。对此，后来尼赫鲁总理访华时也大加赞扬，引以为中印两国人民友谊的典范。１９４９年，侯德榜第５次赴印期间，得知中共中央领导人很关心永利的事业，并希望与他共商国家大计，使之十分激动，力克重重阻碍，绕道泰国、香港、韩国赶回北京。聂荣臻元帅亲自到车站迎接。毛泽东主席在接见他时说：“革命是我们的事业，工业建设要看你们的了！希望共同努力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周恩来总理亲自到永利驻京办事处探望他，祝贺他胜利返国，赞扬他的爱国主义精神，邀请他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事，设计建设新中国的蓝图”。侯德榜受到极大鼓舞，决心加倍努力工作，报效祖国。之后，他相继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首届委员，第二、三、四届常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先后被任命为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政务院重工业部技术顾问，化学工业部副部长；受聘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等等。１９５３年，他参加了民主建国会，并当选为第一、二届中央常委。同时，他更加勤奋于科学技术工作，为发展化学工业日夜操劳。他先后向中央领导人介绍过“永利公司建设十大化工企业的设想”，提出过“对复兴工业的意见”等多项建议。他参与了全国化学工业和科技事业的许多重要决策，领导了化工行业许多重大科技活动。在他的建议和指导下，对联合制碱新工艺继续进行补充试验和中间试验，１９６２年实现了工业化，成为我国生产纯碱和化肥的主要方法之一。１９５８年，他又提出了碳化法合成氨流程制碳酸氢铵化肥新工艺的设想，亲自领导示范厂的设计、施工、试验和改进，１９６５年获得成功。在各级政府大力支持和广大职工共同努力下，陆续推广建厂１０００多座，其产量长期占全国氮肥总产量一半以上，对我国农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此外，侯德榜在发展磷肥、农药、聚氯乙烯、化工机械等工业和化工防腐技术，以及传播交流科学技术，培育科技人才等方面，也作出了许多贡献。１９７２年以后，侯德榜日渐病重，行动不便，仍多次要求下厂视察，帮助解决技术问题，还多次邀请科技人员到家里开会，讨论小联碱技术的完善与发展等问题，呕心沥血，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侯德榜毕生的科学技术实践，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

    突破氨碱法制造纯碱的奥秘

    纯碱，学名碳酸钠，是生产玻璃、搪瓷、纸张等许多工业品、食品和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基本化工原料。１８６１年比利时人苏尔维发明的氨碱法，即用食盐、氨和二氧化碳反应制造纯碱的方法，适于大工业生产，产品质量高，成本低，远优于早期用芒硝经硫化钠制纯碱的吕布兰法。但这种生产方法长期被几大公司控制着，封锁技术，垄断纯碱市场。１９１７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卜内门公司在我国乘机抬高碱价七八倍，甚至有行无市，致使不少以碱为原料的工厂纷纷倒闭。爱国实业家范旭东为此十分痛心，特集资开办永利制碱公司。经多方努力从美国买来一套东拼西凑的碱厂图纸和一些设备，１９１９年开始在天津塘沽建厂。施工中，设计图纸和设备出了许多问题，氨碱法制碱技术的复杂性和难度逐渐被受到重视。连续化的制碱流程从化盐、烧灰、吸氨、碳化、煅烧、蒸氨到动力，一环扣一环，连成整体，均需配套协调动作，才能正常生产；任何局部故障或失调，都会牵动全厂，造成事故。范旭东认识到：要搞好这样的现代化化工厂，没有可靠的专家来主持技术工作，肯定不行。经陈调甫热诚推荐，范旭东选中了在美国攻读博士的侯德榜。１９２１年初，他写信并派专人送到美国，坦诚书怀，邀请侯德榜“学成回国，共同创办中国的制碱工业”。纯碱工业的重要性、问题的紧迫性以及范旭东工业救国的抱负、胆识和热诚，深深打动了侯德榜。他把邀请视为报效祖国的良机，毅然相许。

　　一到永利碱厂，侯德榜就全身心扑在了工作上。当时，碱厂设备安装已全面展开，侯德榜从边干边学入手，逐步熟悉情况，探索问题，解决问题。试车过程中，陆续出现问题和事故好几百起，彼伏此起，延续几年。其中包括蒸氨堵塔、巨震、碳化塔液泛、结疤，煅烧炉结疤、咬刀、烧裂，产品带色等重大技术问题。他通过深入现场，亲自观察、检测、操作，掌握第一手材料；他依靠广大职工，听取意见和建议，组织指导他们查阅书刊资料，搞试验研究，搞处理方案，逐一解决这些问题。在解决蒸氨工序结疤堵塔问题中，侯德榜和他的同事们经过反复探索，找出了硫酸铵、炼焦氨水等不同氨源对结疤的不同影响，以及它们对氨气浓度和氨盐水质量的不同影响，从而得出了各自不同的适宜操作条件。对于碳化工序，他们通过计算、测定、试验等，深入研究了反应热、溶解热、四元体系相图等从理论到实践的广泛问题，对碳化塔及换热器的型式、结构、尺寸、配伍、操作条件、碳化／清洗倒塔制度、异常状况等都找到了合适的参数与措施。关于煅烧工序，他们研究弄清了碱灰湿度对结疤的影响，找出了适量硫化物对确保白色纯碱的作用机理与操作办法；通过研究煅烧过程温度／分解速度的变化进程、热腐蚀与煅烧炉的材质与结构等问题，自行设计、委托制造，用上了先进的回转式煅烧炉。到１９２６年６月，侯德榜和他的同事们陆续解决了各工序的问题，彻底掌握了氨碱法制碱的全部技术秘密，而且比苏尔维法有所创造，有所改进，从而使这座亚洲第一碱厂生产出了红三角牌优质纯碱。８月，这种纯碱在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上获得了金质奖章，并被誉为“中国工业进步的象征”。

　　永利制碱公司曾长期遭受别人垄断技术、独霸市场的折磨，多次濒临天折，侯德榜对此感受很深，在碱厂生产成功之后，他不愿看到后来人再受箝制。他坚守老师杰克逊（Ｄ．Ｄ．Ｊａｃｋｓｏｎ）的铭言：“科学技术是属于全人类的，它应该造福于人类”，他说：“我们决不做第二个苏尔维，第二个卜内门”，决心把自己多年实践获得的制碱技术经验公布于世。范旭东对此大为赞赏、支持。１９３３年，侯德榜用英文撰写了《纯碱制造》（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ｏｄａ）一书，作为美国化学会丛书之一，在纽约出版。在该书前言中，侯德榜写道：“本著作可说是对存心严加保密长达世纪之久的氨碱工艺的一个突破。书中叙述了氨碱制造方法。对其细节尽可能叙述详尽，并以做到切实可行为本书的特点。书中内容是作者在厂十多年从直接参加操作中所获的经验、记录以及观察、心得等自然发展而形成的……总的来说，制造厂已得到本工业独特要求的充分保护，而其细节只能通过多年实际操作亲身体现方可获得，至于工厂的特殊环节可以说任何一个好的设计师通过一些试验都能得到好的解决方法，所以无必要为本工业对外保密……在物理化学这一领域中处理大量气体与液体的经验及数据应当公诸于世界，为其他化学工业所利用。这是出版此书的基本动机。”这段前言，恰如其分地概括了这本书的宗旨和性质。这本书的出版，结束了氨碱法制碱技术被垄断、封锁的历史，在学术界和工业界受到高度重视，被公认为制碱工业技术的权威著作。美国著名化学家威尔逊教授称赞这是“中国化学家对世界文明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它相继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对世界制碱工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为了表彰侯德榜突破氨碱法制碱技术奥密的功绩，１９３０年哥伦比亚大学授予他一级奖章；１９３３年中国工程师协会授予他荣誉金牌；１９４３年英国皇家学会聘他为名誉会员，是当时全世界仅有的１２位名誉会员之一。

    发明联合制碱新工艺

    联产纯碱和氯化铵的连续法联合制碱新工艺，是纯碱生产技术发展历程中继吕布兰法、氨碱法之后的第三次飞跃。它的出现，正如侯德榜后来在《制碱化学》一书中指出的那样，是由于氨碱法消耗原料（食盐）多，不经济；废液量甚大，要占用大片土地来堆积且污染水源。为了克服这些缺点，１９３１年，察安公司首先用碳酸氢铵处理盐卤的方法在捷克建了一座日产纯碱和氯化铵各１０吨的工厂，其食盐利用率可达９０％—９５％。１９３８年在筹建永利川厂纯碱装置之初，由于四川井盐昂贵，耕地少等缺点，侯德榜等人．认为不能沿用氨碱法，因此侯德榜乃率队到德国洽购察安法专利。在德意日已结成法西斯轴心的政治背景下，他们一行在旅途和工作中遭遇困难重重。谈判中，对手先以高价勒索，后又提出：“用察安法生产的产品，不准向满州国出售。”公然否定东三省是我国领土。对这种损权辱国的条件，侯德榜十分气愤，当即据理批驳，中止谈判，撤离德国。之后，侯德榜利用他的丰富经验和渊博知识，组织指导永利公司大批技术骨干开展了新法制碱的研究。第一步，先摸索仿试察安法。当年就在川西五通桥开始试验。当时，四川科研器材、试剂、资料十分匮乏，举步维艰。次年春，侯德榜安排科研人员将试验迁到香港进行，他自己在纽约函电联系指导。通过５００多次试验，分析２０００多个样品，侯德榜和几位技术骨干基本掌握了察安法。第二步，侯德榜决定研究碳酸氢铵水溶液与食盐粉直接复分解的方法。１９４０年初，试验获得了初步结论，随即在上海法租界安排进行扩大试验。同时，增派技术人员到美国深入进行补充试验，并着手进行碱厂设计。１９４１年初，在美国的试验得到了准确的结论，并查明了察安法专利报告所谓“该法的关键在中间盐的加入”的虚妄论断。同时，上海的扩大试验也初步得到了近似小试的结果，表明新法制碱初步成功。永利川厂厂务会议决定将新法命名为“侯氏碱法”，驰电纽约，祝贺侯德榜“积二十年深邃学理之研究与献身苦干之结果，设计适合华西环境之新法制碱，为世界制碱技术辟一新纪元”。

　　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法租界被日军占领，新法制碱的扩大试验被迫中断；同时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在其撤退中的设备器材等尽陷敌手，川厂的建设前景受到了严重威胁。在范旭东的支持下，侯德榜仍继续进行他的第三步试验，即研究制碱流程与合成氨流程结合，连续生产纯碱与氯化铵的工业试验方案。他在美国购买了已受控制的液氨，空运四川。郭锡彤等技术人员和工人们按照侯德榜的方案，在川西五通桥建设了一套日产纯碱和氯化铵各几十公斤的连续法中间试验装置。１９４３年秋，开车试验，精制的盐液（含盐母液）送人吸收塔，用（氨厂的）氨进行氨化后，送碳化塔，用（氨厂的）二氧化碳进行碳酸化，得到含碳酸氢钠结晶的反应液，过滤，滤饼煅烧，得纯碱；滤液经降温，加人粉盐，析出结晶，再过滤，将结晶干燥，得氯化铵；母液加盐，再送吸收塔氨化……如此循环，连续运转，不断制得纯碱和氯化铵两种产品。试验运行顺利，确立了“侯氏碱法”的原则流程。它融合了氨碱法与察安法，使碱厂与氨厂密切结合，食盐利用率达９５％—９８％，没有废液排出，投资和产品成本比分别建厂可大幅度降低。同年１２月，中国化学会特将第十一届年会安排在永利川厂举行。通过听取报告和参观试验车间操作运行，年会对“侯氏碱法”给予高度评价，并致函在国外的侯德榜表示祝贺。这一新工艺还在１９４９年和１９５３年两次得到主管专利机关批准，获得专利证书。不幸的是，由于战争影响，条件困难，这套中试装置运转两个多月就停产了。

　　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后，永利公司的精力转向了恢复塘沽碱厂与南京铔厂的生产，随后，又受内战影响，永利川厂的建设和“侯氏碱法”的工业化问题长期未能继续。１９４９年底，侯德榜受中央财经委员会和重工业部委托，率团到东北考察时，发现生产氨的大连化学厂与生产碱的远东电业曹达工厂隔墙为邻，是发展联合制碱的极好条件，当即建议两厂结合，采用这一新工艺；同时，建议在恢复大连化学厂生产的过程中，建立联合制碱的生产试验车间。他的建议得到有关各方支持，很快调集了大批技术人员，在侯德榜的指导下，开展了日产１０吨的试验装置设计、设备制造、安装、试验；同时，在实验室进行补充试验。１９５２年底，试验装置投入全流程试验不久，主管部门传来苏联某专家的意见，说“氯化铵肥效有问题；苏联不以氯化铵为肥料，也不搞联合制碱，”试验被迫停了下来。迎着“一边倒”的压力，侯德榜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充分掌握了德国、朝鲜、英国、日本以及苏联和我国东北、华北使用与试用氯化铵的大量资料，证明“肥效肯定”。１９５７年初，侯德榜，“坚持科学真理，这是科学家的基本信念”，给化工部***组写报告，并找彭涛部长面谈，坦诚、严肃、详细陈述了对苏联专家意见的看法，以及日本已有３个氨碱厂改用类似方法生产了氯化铵。不久，彭部长告诉他：“周总理刚才来电话，说部***组的报告和你的信都收到了。中央讨论了这个问题，同意你的意见，支持你继续把大连的试验搞下去，希望早日成功。周总理还说，你年纪大了，要多加保重。”这年下半年，试验重又展开，并进一步充实力量，随后。开展了１６万吨级生产车间的设计。在侯德榜的指导下，进一步完善了联合制碱流程，确定了工艺参数、设备选型等生产所需数据。其中，“改用两次碳化”，进一步稳定提高了单位含盐母液所得氯化铵与碱的产率；结晶器的研究和防腐蚀的研究也取得了成果；搭伴试验的蒸汽煅烧炉，进一步提高了全流程的技术先进性。１９６１年，第一条８万吨级生产线建成，投入试生产。１９６４年，试生产达到了预定的各项指标，国家科委副主任亲临现场，主持通过了联合制碱新工艺的技术鉴定。之后，这种新工艺陆续在全国５０多家工厂推广，年产纯碱和氯化铵各达百多万吨，成为我国生产纯碱和化肥的主要方法之一。

    发明碳化法合成氨流程制碳酸氢铵化肥

    ５０年代中期，亿万中国农民发展农业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迫切需要化肥。１９５７年初，化工部彭涛部长提出了遍地开花办小氮肥厂的战略构想，在广大技术人员中开展了大讨论。讨论很快集中到氨加工品种选择这个关键问题。同年７月，侯德榜在大连碱厂参观食用碳酸氢铵小装置时受到了启发。他运用联合制碱新工艺的思路，进一步想出了把碳酸氢铵的生产融入合成氨生产之中的方法。合成氨生产流程中有个水洗工序，用水吸收变换气中的二氧化碳，可以使合成气净化。侯德榜设想，将水洗改成氨水洗，用合成氨车间生产的氨制成氨水代替水，吸收二氧化碳，可以在净化合成气的同时生成碳酸氢铵，使脱碳工序与氨加工车间合而为一。这种办法，既不要特殊材料，又能大幅度降低氮肥厂的投资、能耗和产品成本；搞小型装置，不仅降低了设备制造、安装及生产操作管理的难度，而且产品可就地就近使用，能减少分解损失，节省包装运输费用。这些优点可能是当前中国条件下大办化肥，实现彭涛部长构想的希望所在。他立即向彭涛部长提出建议，很快得到了部领导和广大技术人员的支持。通过进一步研讨、计算，侯德榜和有关设计人员拟定了工艺流程和设计方案。经部领导批准，决定首先利用上海化工研究院已有的合成氨车间加以改造，作为年产２０００吨合成氨配８０００吨碳酸氢铵的县级小氮肥厂示范试验装置。

　　１９５８年春，侯德榜率领一批技术人员到上海，与有关单位合作，进行设计、设备试制、安装及试验。在“大跃进”的热潮中，６８岁的侯德榜与大家同吃同住，爬高塔，下地沟，挑灯夜战，抢时间搞设计、施工。在工作中，侯德榜高度重视工程质量与节约，对技术问题一丝不苟，每张图纸都经他校核到每一个尺寸确实无误，再签字发出。为了降低设备制造难度，使没有大型水压机的省级机械厂也能制造全套设备，能确保设备质量，能安全运转。侯德榜特别注意革新制造工艺。其中，对于采用铸钢工艺取代锻造工艺制造高压容器（包括合成塔、铜液塔、碱洗塔等）之类重大问题，他既积极，又慎重。一方面，他积极倡导，大力支持；另一方面，再三组织上海机电系统的有关人员研讨落实其可行性、可靠性及其相应措施。还亲自找当时在上海工作的德国机械专家孔歇尔教授讨论，证核无误之后，才确定进行试制和试验。对其中高压高温运转的关键设备合成塔，他还亲自参加爆破试验，确证安全可靠才同意在小氮肥厂中采用。１９５８年４月底，示范装置建成，“五一”节那天按计划开车试验，当天下午顺利打通了全流程，生产出了第一批碳酸氢铵化肥。接着，在化工部安排下，由部分省市采用定型设计和统一制造的成套设备，陆续建设１３套县级氮肥厂试验装置，从煤、焦造气到生产出化肥，进一步试验这种新工艺的广泛适应性，积累经验，以便大面积推广。

　　由于各地条件不尽相同，这１３套装置存在不少因地制宜的差异，试验工作十分复杂，其中，二氧化碳与氨是否平衡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影响却很大。为了防止不平衡对全流程的影响，有的厂已在流程中增加了高压水洗，回收高浓度的二氧化碳，用以提高碳化效率，调节平衡。但这样一来，新工艺的许多优点就不存在了。侯德榜对这些试验，尤其对平衡问题抓得很紧。一面自己查阅资料，组织检测、计算、试验，一面深入各试验现场，调查研究，总结交流。他先后提出了吸氨与碳化工序影响稳产高产的主要操作条件和适宜的参数，碳酸氢铵的湿度与稳定性的关系，降低碳酸氢铵湿度的方法以及其他提高碳酸氢铵稳定性的措施等等，指导各地搞好试验。对于丹阳化肥厂狠抓二氧化碳与氨的平衡试验研究，侯德榜特别关心，曾同彭涛部长一起向江苏省化工厅主持该厂试验的陈东总工程师布置任务，提出要求；又亲自八下丹阳，与该厂一起研讨问题，总结经验，观察措施效果。这个厂在已有水洗脱碳装置的基础上，结合管理，将送人水洗塔的变换气量逐步减小，送人氨水塔的变换气量逐步增大，最后做到全部不送水洗，只送氨洗。１９６２年实现了全流程二氧化碳和氨的平衡，保证了高产、稳产、低能耗，这标志碳化法合成氨流程制碳酸氢铵化肥的新工艺通过了技术关和经济关。之后，在全国各地进一步迅速推广这种新工艺，建厂达１０００多家，而且有的厂又陆续扩建增产。从７０年代中期开始，这种小氮肥厂的产量长期占全国氮肥总产量一半以上，为我国农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１９６５年，国家科委特向以侯德榜为首的３位技术负责人和４个有重大贡献的单位颁发了发明证书，给予了表彰。

    传播科技知识　培育科技人才

    自幼树立“科学救国”、“工业救国”宏愿的侯德榜，十分热心科技知识的传播与应用，注意爱护和培育科技人才。

　　早在美国求学时，侯德榜就积极收集对我国发展工业有实用价值的技术。１９１７年他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至今仍有技术指导作用的《碳化矽之制造》等科技文章。对自己从事科技工作的成果和心得体会，他认真总结，勤于笔耕，力求翔实地公诸于世。于１９５９年出版的《制碱工学》这部巨著的前言中。侯德榜写道：“我国制碱工业获得突飞猛进之发展，工人成为国家的主人，迫切要求掌握技术。因此，塘沽永利碱厂员工将作者的英文第二版（编者按：指１９４２年出版的《纯碱制造》）译为中文……但作者认为英文第二版之内容，已为十数年前的资料，尤以其中多系外国资料，现应结合中国的资源情况，作重要之修订和补充……近承化学工业部领导同志以作者多病，给予休养，因得在青岛及北京小汤山两地，于休养时期历时四五个月，完成此书，以偿夙愿……若能有裨于亚、非、拉丁美洲国家建立自己的制碱工业，并促进其国家的化学工业的独立，摆脱帝国主义者的控制，则更是欣幸的。”这些话，深刻地反映了侯德榜从事著述的心情。在这种心情的驱动下，毕生忙于生产建设的侯德榜，竟撰写出版了１０部科技图书和７０多篇论文，共２５０余万字。对传播技术、培养人才起了重要作用，也为我国和世界科技知识宝库增添了财富。

　侯德榜十分重视科技社团在传播交流科学技术方面的作用。１９１６年，他参加了美国化工学会（Ａ．ｓ．Ｃｈ．Ｅ），１９２３年又参加了美国机械工程学会（Ａ．Ｓ．Ｍ．Ｅ），成了两个学会活动的积极分子。对我国的科技社团，侯德榜更加积极参与和支持开展活动，主动承担义务。他是我国最早成立的科技社团——中国科学社的最老成员之一。他先后担任过中华化学工业会、中国化学工程学会、中国化学会、中国工程师协会、中国化学化工学会以及中国化工学会的理事、常务理事和理事长，并曾当选为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及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副主席。他的大多数论文和不少著作，都首先在这些社团的学术会上宣讲，或在这些社团的书刊中出版，首轮公诸于世。他曾主持过这些社团举办的许多学术活动。他还用自己有限的收入赞助过一些学会开展活动，并捐献了北京的一幢四合院给中国化学会作为活动场所。他对科技社团的情谊和贡献，深深地刻印在广大科技人员的心中。

　　侯德榜在永利公司团结培育科技人才，成绩卓著。范旭东曾提出：“人才是事业的基础”。侯德榜担任公司技术领导职务后，就与同仁们一起，努力将这句名言具体化为一整套奖掖人才茁壮成长的制度。青年技术人员到永利公司工作，先交验学习成绩单，由侯德榜等高级技术人员接待面谈，或者面试后，安排岗位实习半年，再决定录用及定岗。对于在职技术人员和好学上进的青工，公司有计划地组织业余学习，由侯德榜等高级技术人员讲课、检查学习笔记和作业、辅导解决疑难问题。侯德榜认为：工程技术人员应当适应搞工程的需要，不仅要有精深的专业基础，而且要有广博的知识。因此，公司要求，化学工程师不能只懂得化学工艺，至少对电气、机械、建筑也得是内行；机械工程师不能光会计算、画图，至少得经过随图纸参加制造、安装、调试、运转这样一轮全过程的锻炼……对值班技师（相当于现在的总调度），公司规定，一定要在各个车间都工作过，对情况都熟悉后才能任命。公司既以这些要求促使科技人员好学上进，同时也努力为他们创造有利于学习钻研的条件。在创造条件方面侯德榜特别努力。他极力利用引进技术，委托设计，选购设备等等机会，以及自己的各种关系，尽量安排公司的科技人员出国培养深造。三四十年代，永利公司派到美国和加拿大有关科研设计单位、工厂、学校去参加科研、设计、进修、实习、监制、验收等共２０多人，深造效果很好，大多成了各专业的技术带头人。抗战期间，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为维持永利公司迁川大量职工和家属生计，侯德榜和同仁们一起组织职工千方百计搞生产，从挖煤，凿井采盐卤，到因陋就简用吕布兰法生产纯碱，土法上马，用植物油裂解生产汽油等等，维持生计，同时逐步开展力所能及的科研设计工作，使这个群体始终保持着蓬勃朝气。１９４９年夏，周恩来总理到永利公司驻北平办事处首次会见侯德榜时就赞扬：“永利是一个技术篓子’，荟萃了很多人才。这些人才在新中国的建设中是极可贵的”。１９５２年，永利公司改为公私合营以后，陆续输送了大量科技人员到全国化工、轻工、核能、机械等部门的领导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工作，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技术骨干的作用，作出了贡献。

　　侯德榜爱好学习，影响所及，在他周围形成了一派良好的学风。这也是侯德榜在培育科技人才方面的又一种特色。他惜时胜金，读书、看图、计算，成了他平生的主要爱好。他倡导“勤能补拙”，常说：“就天赋而论，我不算聪明，但我深知‘勤能补拙’的道理。一生所以有些许成就，除许多客观条件外，主观上就要归功于勤奋。”他深信“处处留意皆学问”，十分重视实践，强调要在实践中学习，要掌握第一手材料。他倡导“寓创于学”，既强调认真学习，又强调不盲从照搬；要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结合具体情况，改进、创新。他坚持科学态度，严谨认真，遇到疑难问题，总爱说：“追到底（Ｄｏｗｎ ｔｏ ｒｏｏｔ）！”，锲而不舍，一丝不苟地查找原因，核验数据，直到搞清问题，解决问题。在学术讨论中，他坚持民主，鼓励争论，从不以领导或权威自居，强加于人，或者匆忙做结论；总是以平等的一员参加，又勇于直抒己见，鼓励和引导深入争论，直到取得基本共识。他认为，这不仅有益于解决技术问题，而且有利于相互取长补短，共同提高。

　　侯德榜的工作学习十分繁忙，但还是经常挤时间主动帮助青年技术人员学习提高。５０年代他担任副部长、人大代表、政协常委等许多重要职务后，依然经常利用深入基层的机会，主动为工厂和设计院所的技术人员讲课，做报告，谈心得体会，介绍新技术、新知识，经常亲自处理答复大量请教技术问题的来信，审阅发明建议资料，审改书刊稿件。“文化大革命”中，有了些空闲，他就主动给一个有志学习外语的青年单独授课。病重住院期间，他在病床上坚持为一位技术员撰写的关于磷肥生产的书稿进行审阅、修改，直到病危，并为最终无力改完这本书稿而遗憾。

　　侯德榜生活十分俭朴，但为培育科技人才却十分慷慨。除了捐助中华化学工业会和中国化学会外，他先后资助不少亲友子弟出国求学，捐资为家乡办学，还捐资为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中苏友好协会天津分会等添置科技书刊。１９７３年１月，重病的侯德榜写下最后一封信给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德榜年迈，体弱多病，恐亦不久于人世。一生蒙***和国家栽培，送外国留学，至今无以为报。拟于百岁之后，将家中所存国内较少有的参考书籍贡献给国家……”。这是他最后仅有的家产，也是他最后留给我们攀登科技高峰的又一块阶石。

    简历：

    １８９０年８月９日　出生于福建省闽侯县。

　　１９１０年　毕业于上海闽皖铁路学堂。

　　１９１３年　毕业于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堂。

　　１９１６年　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化工科，获学士学位。

　　１９１８年　毕业于美国纽约普拉特专科学院，获制革化学师证书。

　　１９１８—１９２１年　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研究制革，１９１９年获硕士学位，１９２１年获博士学位。

　　１９２１年起　在永利制碱公司任工程师，１９２３年任技师长（即总工程师）兼制造长。

　　１９２７年　起在永利化学工业公司任总工程师兼塘沽碱厂厂长，１９３６年兼南京铔厂总工程师，１９３８年兼永利川厂厂长、总工程师，１９４５年任公司总经理。

　　１９５０年　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重工业部技术顾问。

　　１９５２年　任公私合营永利化学工业公司总经理。

　　１９５５年起　受聘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

　　１９５８年　任化学工业部副部长。

　　１９２２年起　先后当选为中华化学工业会理事，常务理事；中国化学工程学会理事，理事长；中国化学会理事长；中国化学化工学会理事长；中国化工学会筹委会主任，理事长。

　　１９４９年起　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委。

　　１９５０年　当选为中华全国自然科学联合会副主席，１９５８年当选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

　　１９５３年　参加中国民主建国会，先后当选为第一、二届中央委员会常委。

　　１９５４年　起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１９５７年　参加中国共产党。

　　１９７４年８月２６日在北京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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