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清代戏剧压卷之作的《桃花扇》，据作者孔尚任在篇首宣称，乃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实事实人，有凭有据”。他还附录“桃花扇考据”，一一罗列剧中所据史实。近代曲学大师吴梅曾经称颂孔氏：“观其自述本末，及历记考据各条，语语可作信史。”然而吴梅这一赞语未免有些太实在了，戏剧家言正如小说家言，即使“有凭有据”，岂可轻信？在《桃花扇》中一个不为人所注意的位置，孔氏作了这样一段告白：“司马迁作史笔，东方朔上场人，只怕世事含糊八九件，人情遮盖两三分”，又云“当年真是戏，今日戏如真”。既然有所“含糊”，有所“遮盖”，便当不得信史，而终究只是戏。　　

    其实，那些在“戏”中出现的人物，其行迹已多经孔氏改写，不能再与真实的历史人物混为一谈。比如历史上的杨文骢（龙友），虽曾依附马士英，又和阮大铖结交，却很有民族气节，南明亡后他随唐王退守福州，拜为兵部侍郎，清军攻破福州后将其俘虏，劝其投降，不从，被杀。但在戏中，杨文骢却在南京沦陷前夕偷偷溜回他的故乡去了。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曾写道：“自《桃花扇》传奇盛行以来，杨龙友遂为世人所鄙视……戏剧流行，是非颠倒，亟应加以纠正也。”　　

    而剧中男女主角侯方域和李香君，其事迹更是虚虚实实，纠结莫辨。根据比较可靠的记载，侯方域少年时随其父户部尚书侯恂居北京，即被公卿目为汉之张安世与唐之李德裕。1639年（明崇祯十二年），侯方域22岁，从故乡商丘赴南京参加乡试。作为商丘雪苑文社的重要人物，他此前一直跟南方的复社、几社成员遥相呼应，且其文采风流，冠于侪辈，复社的领袖张溥、几社的领袖陈子龙均很推重他，因此金陵名士争相与之结交。后来与侯方域并称“明末四公子”的冒辟疆、方以智、陈贞慧亦当与其过从甚密。这些少年名士在一起，有时登山临水，俯仰今古；有时则遨游北里，流连歌舞。侯方域少年时即受其父熏陶，雅嗜声乐，精通音律。此次到金陵，其父正被诬系狱，但他仍然豪兴不减，每会宴必召伎侑酒，以致他的朋友、复社成员黄宗羲有些看不过去，说：“朝宗之尊人尚在狱中，而放诞如此，吾辈不言，是损友也。”　　

    但或许正因有此“雅嗜”，所以当张溥偶然告诉侯方域，金陵有李姓女伎能歌《玉茗堂词》时，他便欣然往会，得以跟香君结识。根据侯方域后来的追忆，他初会香君，有赠诗之举，香君则以歌相酬。在侯方域对二人交往的全部描述中，那把定情的宫扇从未被提及。或许这一重要道具完全出自孔尚任的美妙想象，虽然孔氏曾刻意表明香君面血溅扇、杨龙友随机点染为桃花一事乃辗转闻之于杨的书童，但还是令人将信将疑。当代有学者认为这把宫扇经侯方域女婿家族（侯女嫁陈贞慧子）代代相传，至今尚在人世，恐怕也只是一种猜测了。　　

    从当时人的描述来看，曾跟柳如是、董小宛等人并称“秦淮八艳”的李香君肌理如玉、谐谑无双，“侠而慧，略知书，能别士大夫贤否”。侯方域跟她相处时日虽短，却颇服其侠义与识见。当时，魏党余绪阮大铖寓居金陵，遭复社、几社文人口诛笔伐，难以存身，遂拟先笼络侯方域，以与南京名士和解。但其心机为香君识破，遂讽之以高义，侯乃与阮绝交。待到侯方域落第归里，香君在桃叶渡歌《琵琶词》送行，并言蔡邕“尝昵董卓”、“学不补行”，语含微义。侯方域去后，阮大铖、马士英的党羽，淮阳巡抚田仰，欲以三百金强聘香君为妾，被其拒绝。田仰以为乃侯方域从中作梗，便写信加以责问，遭侯讥嘲。　　

    关于侯、李之交往，与二人同时代的那些传记作者基本绝口不提，有的则以一种为尊者讳的口吻说：“公子虽豪举，然心不忘家国之故”，“诩诩自负经济，颇思自见其才”。据称有一次，侯恂统兵赴汴，欲解李自成之围，方域献策，未被接纳，反被遣归吴，途中为叛将刘超所劫持，方域劝刘超勤王赎罪；不久，左良玉拟移师东下，南京震动，他飞书予以劝阻；还有就是北京陷落以后，清兵南下，他先后进入史可法和高杰军中效力，虽多所建言，但均不被听取。等到南明覆灭，他陪伴老父归返故园。一种说法认为：李香君此时也随侯方域同返商丘，隐姓埋名，居于侯府之西园。但后来身份暴露，被侯恂逐出家门，生下一子后，抑郁而死。至今商丘侯府遗址近旁尚有香君墓。这一说法或许也是出自当地故老的口耳相传，难以深信。 　　

    侯方域在商丘乡居数年，重建雪苑社，每日与社中友人痛饮悲歌，以抒其牢愁。到顺治八年（1651），侯方域出应河南乡试，中副榜。根据侯方域年谱的记载，这是因为当权者看到侯氏父子不与清廷合作，欲加惩治，侯被逼无奈，才去应试。对于此事后人颇多讥议，比如梁启超在《桃花扇》注中即认为侯应乡试，“晚节甚无聊矣”。而史学家陈寅恪则支持年谱的说法，认为侯方域乃是欲保全其父才勉强应试，因在当时年轻士子若不应科举，又不逃于方外（指出家），则为抗拒新政权之表示，必难免于罪责。不过即使如此，跟他那些在明亡后或出家（如方以智）、或隐居（如陈贞慧、冒辟疆）的朋友相比，侯方域终究难说是“大节凛然”或“守志不屈”。　　

    既如此，孔尚任在《桃花扇》中最终安排侯、李二人于明亡后重逢于山寺，遭法师棒喝而斩断情丝，栖踪烟霞，显然与事实大相乖违。这样一种处理方式多少有些令人困惑：孔氏选择了一个侯方域（不是冒辟疆，不是陈贞慧，也不是钱谦益），又要煞费苦心地为其设计一个出家为道的结局。或许，孔尚任对其入清后的处境也抱有一分同情和宽容？或许是因为那把传说中的桃花扇，从一开始就控制了孔氏的基本思路？不管怎样，他借助那一段缠绵的故事，十分恰当地表达出了他对于历史兴亡的沉痛感受，大概这就是“今日戏如真”一语的含义。　　

    当年那位治学极为严谨的陈寅恪先生，有感于那一段历史与这一本戏剧（及其不同表演底本）之间的诸多歧异，曾写下过这样的诗句：“兴亡旧事又重陈，北里南朝恨未申。桂苑旧传天上曲，桃花新写扇头春。是非谁定千秋史，哀乐终伤百岁身。铁锁长江东注水，年年流泪送香尘。”    

    来源：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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