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豢，著名三国时史学家。鱼豢撰写了著名的史书《魏略》，在《魏略》中对三国的历史有比较精准的记述。比如：诸葛亮隐居隆中，十年耕读，交友访贤。潜心求学而不求闻达，后经刘备“三顾茅庐”，出山扶助蜀汉。千百年广为传诵，成为中国历史上礼贤下士的典范。然而，关于这件事，史书记载却相互不同，长期聚论纷纭。史家黄长明引经据典，仔细剖析，认为诸葛亮登门求见刘备在先，引起了王满全等人的驳论，黄长明针而对之，指出诸葛亮更需要刘备。

据鱼豢《魏略》记载，刘备屯守樊城时，曹操方定河北，并继续扩大地盘。隐居在隆中的诸葛亮，预料荆州难保，而刘表又无指挥能力，于是便求见刘备，当时刘备的客人很多，见诸葛亮年轻，并素昧平生，仅以一般客人相待。当宾客全部离去后，诸葛亮却仍坐着未走。刘备本来瞧不起他，便不言不语，只顾玩弄牦牛尾巴(尘尾)。诸葛亮对刘备这种傲慢无礼的态度很是反感，便讥讽道：“大丈夫当有远大志向，大概不会终日玩牛尾巴吧?’’刘备这才感到失礼，急忙丢掉手中玩物，和诸葛亮谈了起来……同样的记载，也见于《九州春秋》一书中。

从上述引文看来，刘备初会诸葛亮是诸葛亮首先登门求见的，这和他在《前出师表》中所说“先帝不以臣卑鄙，枉自屈尊，三顾臣于草庐之中”相悖。由于《魏略》一书的作者鱼豢，是三国时魏人，应是当代人写当代史，秉笔直书，较少主观色彩，因此，记载中的事是可信的，其事是刘备由开始瞧不起诸葛亮，到了解他，信任他，是一个事物发展的全过程，既合情理，又很自然。况且，公元207年刘备在樊城时，诸葛亮年仅二十六岁，既无政治实践，亦无政治影响，虽然他‘‘每自比管仲、乐毅”，但“时人莫之许也”，即谁也不承认。刘备时已四十六岁，既有社会经验，又有人生阅历，绝不会听信徐庶几句赞语，便不顾路途遥远，连续三次去拜访一个从不认识的年轻后生。

“三顾茅庐’’是出于诸葛亮本人之口，是第一手资料，况且当时跟随刘备的老人大多健在，他不可能、也不敢在写给皇帝的奏章中说假话。此话不仅在奏章说，还在他的遗文《黄陵庙记》中也说过“遂蒙刘氏顾草庐”，可见其话不虚。至于《魏略》一书中的记载似不足信。《魏略》成书于魏明帝青龙年间，即在约公元223～337年左右。这一时期是魏蜀在祁山、渭水交兵之时，关梁阻隔，消息不通，互不往来，作为《魏略》作者的魏国人鱼豢要写诸葛亮及蜀国之事，只能听信传闻，这里面记载的史料可靠性就令人生疑了。据裴松之对《三国志·蜀书诸葛亮》所作的注引分析，《魏略》对诸葛亮登门求见刘备的记载是错误的。裴松之注云：“臣松之以为亮表云：‘先帝不以臣卑鄙，屈自枉尊，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则非亮先指备明矣。虽闻见异辞，各生彼此，然乖背至是，亦良为可怪。”这里可以看出，裴松之对《魏略》中的记载也觉怪异。

再者，《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曾于晋初奉命编撰了《诸葛亮故事》，又于泰始十年(公元274年)农历2月编过《诸葛亮集》，手中掌握大量有关诸葛亮的翔实资料。陈寿父亲在马谡手下任过参军，而马谡对诸葛亮的事情是比较了解的。陈寿完全可以从他父亲口里得到真实情况。加之诸葛亮的孙子诸葛京和陈寿一起被晋朝录用，陈寿绝不会放过这个知情人，因此，《三国志》采用了“三顾茅庐”说，而不用《魏略》的“自荐”之说。这也正说明陈寿手中掌握着更为可靠的资料。

刘备“三顾茅庐”这段历史已成定论。分析起来也是入情入理。自春秋战国以来，当官的“礼贤下士”，一直被世人誉为美德。礼贤下士于维护自己的统治有利。名士拒访或拒请更能提高清名，抬高身价，像刘备三顾茅庐那样礼贤下士者自东汉以来已屡见不鲜。作为满腹经纶、胸怀大略、具有隐士的清高气节的诸葛亮怎能不请自到呢?当时处于逆境的刘备，身边虽有关羽、张飞、赵云等良将，然而要实现自己的宏图大业，确实感到缺少一位为己出谋划策、运筹帷幄的谋土。刘备求贤心切，访司马德操时向其请教‘‘世事”，德操日：“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刘备听之甚喜，问是何人。德操回答道：“诸葛孔明、庞土元也。”这时庞士元已去江东，而卧龙先生诸葛孔明白比管仲、乐毅，是一位身藏大器的人：就连刘备十分佩服的徐庶都赞扬孔明比管仲、乐毅强。想到自己半生困顿，经历坎坷，四处求贤访才，能不三顾茅庐向孔明披肝沥胆诚意相邀么?

另外，提出三顾茅庐而不是登门求见，还有以下理由。在东汉末年的复杂形势下，一大批青年志士脱颖而出.表现了自己的智慧和才华。二十岁的周瑜帮孙策创业江东；荀彧把二十七岁的郭嘉荐给曹操，得到曹操的赞许：“使孤家成大业者，必此人也。”二十七岁的诸葛亮从隆中出山之前已精读经史，广交名士，分析天下大势，才华横溢。对于这位难得的旷世之才，刘备在经人介绍之后，定会躬身登门拜访的。

判断一部史书的价值，它的资料来源和编撰年代是不容忽视的。《魏略》成书于《三国志》之前，系当代人写当代吏，作者鱼豢又是位“生平事迹不详”的普通人，他无需由意奉承，也不求传世立名，唯其心无顾虑，才能做到秉笔直书，唯其胸无预谋，就能毫无拘束地将事件如实地反映出来。刘知己《史通》认为，《魏略》一书的史料极为翔实， “自是正吏之体”。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也说它“巨细备载”，是一部难得的信史。陈寿撰写《三国志》时，《魏略》是其主要参考书之一。裴松之注引《三国志》，引《魏略》竟多达一百八十八条，其中尚未包括“鱼豢曰”七条。凡此种种，其价值可见一斑。主张“三顾茅庐”说者仅根据裴松之“虽闻见异辞，各生彼此，然乖背至是，亦良可为怪”几句话，就全盘否定《魏略》，未免失之草率。其实，裴松之并未明确表态，只不过感到奇怪罢了。

诸葛亮登门求见刘备之事，并非鱼豢一家之育。除《魏略》外，司马彪撰写的《九州春秋》也有同样记载，该书属主记言论之书，将双方对话录载甚详。司马彪和陈寿是同时代人，又几乎同时成书，既然《三国志》可信，《九州春秋》便不肯自弃之不顾。鲁迅说过，正史“涂饰太厚，所以很不容易觉察出底细来”，明白了这一点，也许对我们采撷史籍是有帮助的。

陈寿生长于蜀，自幼熟知蜀汉传闻，诸葛亮的高大形象在他心中早已定格，这就决定了他撰写《三国志》时处处隐恶溢美。仅赵翼《甘四史札记·三国志多回护》条，就列举了许多例证。文史学家缪钺也认为“隐恶溢美是《三国志》的真正缺点”。据此，当陈寿写到有损诸葛亮形象时就置《魏略》不顾，而采用了《出师表》之说。其实，《出师表》一非自传，二非史料，只不过是一篇应景而作的誓师词。当时刘、关、张均已谢世，作为蜀军统帅的诸葛亮，为巩固其统治地位，难保不会有自我虚美之嫌。考证历史事实不能不顾及历史背景。诸葛亮隐居隆中，博览群籍，广交天下名士，“尺蠖之屈，以求伸也”。而绝非如他所说的“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当曹操大局已定，孙权也初具规模，他深知投靠曹、孙都是不会得到重用的。而刘备既是汉皇同族，又是知人善任之土，虽困守樊城，但终究会成帝业，凭诸葛亮的洞察力，他深知只有投靠刘备方能展其抱负，也就是说除刘备之外别无选择。那么，刘备一请不出，他怎能预料会有二请；二请不出，又怎敢保证会有三请；倘若没有二请、三请，他的远大抱负岂不要落空？这是一个决定一生前途命运的大问题，作为谨小慎微的诸葛孔明，哪里还会摆什么架子。看来，只有登门自荐推销自己，方是其惟一出路。

因此，《魏略》之言不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