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天保墓砖铭》考

作者：殷宪

2005年夏，得睹私人所藏北魏太和年间盖天保墓砖铭一件，砖为北魏习见之砌墓砖而稍加磨光。30×15×5厘米。据云为此前不久出土于大同城东南7里沙岭村东一里许的高坡上。铭文分两部分，前为小字，3行又一字，字径2厘米许，凡55字。

其文云： 太和十六年二月廿九日积弩将军盖天保」丧，三月十七日葬在台东南八里坂上。向定州大道」东一百六十步。墓中无棺木，西葙（厢）壁下作砖」牀。 后为四个大字，字径4～5厘米，盖字最大，长可6厘米： 盖兴国父。 此砖铭文内容包括墓主情况、卒葬时间、卜葬方位和葬制特点等四个要素。是迄今为止在大同地区见到的北魏平城时期文字最多，内容最富，信息量最大的一方墓砖。 一、盖天保其人 砖铭所记墓主姓盖名天保，官积弩将军，其子盖兴国当为葬父而立铭者。盖天保、盖兴国父子皆不见于史传。关于盖氏人物，有几位女姓值得注意，一位是魏孝文帝昭皇后高氏母盖氏。《魏书》说，高颺妻盖氏“凡四男三女，皆生于东裔”，高皇后的高丽籍里已被史家证明，其母盖氏为高丽著姓无疑。第二位是景穆皇太子拓跋晃的椒房亦即任城王拓跋云之母盖太妃。北魏前期皇室姻亲主要是邻国公主及亡国后没入宫中的邻国王公女眷，尚未与中原著姓通婚。景穆太子的几位王妃和椒房，郁久闾氏出自柔然，尉迟氏为西部杂胡，刘（独孤）氏属匈奴，慕容氏为东部鲜卑，符合这种情况。其余两位椒房阳氏、盖氏亦不会是中原望族，应是北魏道武帝、太武帝灭两燕时掳入的东夷著姓女子。另外，据《北周书·杨忠传》，入周后，追封杨忠“母盖氏为北海郡君”，杨忠是隋文帝杨坚之父，盖氏即文帝祖母。我已在《从北魏王礼斑妻舆砖、王斑残砖说到太和辽东政治圈》一文中考证了冒为汉太尉杨震之后且自云弘农华阴人的杨播一族“辽东别部、冯燕故臣”的真实身份，同样指为“仕燕为北平太守”的“汉太尉(杨)震八代孙(杨)铉”的“弘农郡华阴人”，也属这种情况。《隋书·高祖杨坚纪》说，杨铉以冯燕北平太守入魏，其子杨元寿做了北魏六镇之一的武川镇司马，“子孙因家焉”。隋文帝杨坚之父杨忠、祖父杨祯是辽东人，亦即所谓徒何、高丽杂夷，那么，杨祯妻、文帝祖母盖氏自然也应是东夷人了。由上述三位盖姓贵妇的东夷身份，推知《盖天保砖铭》之主盖天保也应为慕容燕或冯燕亡国时入魏的高丽抑或久居辽东地区的盖氏后裔。他是否与太子晃的盖椒房、孝文帝岳母盖氏、以及后来的隋杨祖母盖氏有关，迄于今日还没有足够的材料证明。 关于积弩将军。据《魏书·官氏志》，左右积弩将军、积射将军、强弩将军，皆为从四品中阶。在太武帝太延三年（437）的《皇帝东巡之碑》保留了这样一段文字： “（皇帝）乃停驾路隅，援弓而射之。矢逾于峦□二百余步。于是爰命左右将士善射者射之。若武卫将军昌黎公丘眷，前军将军浮阳侯阿齐，中坚将军蓝田侯代田，积射将军曲阳侯素延，射声校尉安武子韩元兴，次飞督安憙子李盖等数百人皆天下□□□射之。” 很明显，积射将军素延与射声校尉韩元兴、佽飞督李盖等人，都是“天下善射者”，既以善射领弩营、射营，又以善射随从太武帝东巡。盖天保的身份也大致类此。 二、盖天保墓砖的书法 魏晋以至北魏的墓砖，应该是肇始于东汉的刑徒砖，这是就其使用材料、制作形式和草率的书刻而言。兹就此墓砖的书刻情况、书迹特点及其反映的时代风尚略述于后。 1、盖天保墓砖书刻情况。盖天保墓砖与大同地区发现的北魏其他墓砖一样，都具有字数较少，行文简易，砖不择精，书不求工，刻不避拙的特点，急就的成分较多，世俗的意味颇重。墓砖或朱书，或墨书，肯定有一个先行书写的程序。但是，却不似一般墓砖那样文字大小均匀，排布匀称合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或者是书丹之前没有认真安排，意简砖阔，文不满砖；或者是书写过程中改变了主意，原先计划好的书刻内容被简化，只写到三行零一字便戛然收笔，后面差不多一半的砖面留成了空白。这在章法上是败招，后面的“盖兴国父”四个大字应是一种急中生智的补救。铭文深刻而填朱，则使这方普通砖铭平添了几分神秘感。 2、盖天保墓砖书迹特点。从书法的角度看，盖天保墓砖书迹应属于北魏平城时期铭刻书体中的民间书体一路。 特点之一，返祖于隶书的长枪大戟随处可见，其中尤以“太和”、“弩”、“天”、 “步”、“棺木”、“葙壁”等字的撇捺更为突出。由此而造成的“太和”二字的潇散、奇逸，“弩”、“天”等字的率真、稚拙，“步”、“棺木”、“葙壁”等字的宽舒、朴茂，颇有值得称道之处。 特点之二，既取法官方铭刻书迹又在随意中生出几分情趣。“向定州大道”五字，看似信手而为，但左倾右斜，变化多端，全是书人本色。“无”字上敛下张，无意之中将下面的四点写成五点（也可能是刻手所加），并且尽量左宕造势，顿生奇趣。 特点之三，手写意味较多。横笔已无太武帝、文成帝时《中岳嵩高灵庙碑》、《东巡碑》、《南巡颂》以至孝文帝早期《钦文姬辰铭》、《司马金龙铭》以及《宋绍祖柩记》的方起而方挑，除“六”、“葙”二字的上横外，几乎不见平城铭刻书迹中惯见的长横，更无波磔可言。“丧”、“葬”、“砖”等字是北魏平城书迹中常见的俗体；“九”、“七”二字的长挑非但不上挑出锋，反向右下斜收，显然是行押书的写法。 特点之四，刻工不佳影响砖铭效果。比之陈永夫妇及宋绍祖墓砖，盖天保砖刻手多以单刀深刻，因而更显草率，更显重意而轻形。横笔往往两头刻尖，不藏不护；除“太和”二字的撇捺成形外，其余都以尖刀收笔，成长三角，完全不把书丹者的底本放在眼里；有的字任意增减笔画，如“将”、“台”、“定”等。 尽管如此，盖天保墓砖书丹人宽博厚重的书风还是可以从“月”、“盖”、“丧”、“日”“东南”、“里”、“百”等字圆厚丰满的转折中看出。更能窥得书家本色的还是后面的“盖兴国父”四字。因为字大，刻手只用单刀就不行了，“盖”上部的两点、下部的“皿”字厚重多了，内涵也更加丰富了。“兴”字除中部长横仍用单刀外，整字显得简洁扎实、丰富多彩。“国”字中部虽有减笔和缺刻，外面的方框也被刻得很写意，但并不见其单薄。“父”字虽行刀草草，但雄奇之势犹存。总之，盖天保墓砖仅就书迹而言，无论书刻格式还是书体特点都是对平城志墓砖铭一种丰富，而其书写风格更接近于大同北魏明堂和操场城宫殿瓦刻文字的情况，则使我们对北魏平城京畿地区的书事活动和书写特点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3、盖天保墓砖反映的时代精神。今人有大倡现代书风者，殊不知这种面目的书迹古已有之，而且是作为一种实用书体存在于北魏平城民间的。北魏的平城百年，是中国历史上极具创造力的一个特殊时期。正是在平城的百年，拓跋鲜卑这个雄悍而智慧的北方游牧民族，以非凡的雄才伟略、开放胸襟、吐纳器量和向善自省的自觉意识，完成了中世纪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民族融合、再造和升华。同样，在文化艺术领域，一场空前的南北民族文化交融和东西方文化交流也得以全方位、深层次地推进并取得成功。著名的云冈石窟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直至今天，我们站在这些高大的石窟和伟岸的大佛面前，感受到的依然是来自人工与神力的震撼，仿佛又从庄严和静寂中聆听着来自天籁间的艺术律动。这里的每一件作品都被赋予了生命，通体都流淌着不同文化因子在交融和交流过程中形成的新的文化和艺术血脉。与云冈石窟雕塑一样，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这样一个志于革新的强大王朝的盛世，它的书法，无论是《嵩高灵庙碑》、《东巡碑》、《南巡碑》等宏篇巨制的碑版书体，还是通行的文书、手札、药方书体，抑或佛门弟子虔诚的写经书体，民间工匠中流行的实用书体，都毫不掩饰地张扬着它们在经历了文化艺术再造和升华之后的精神内蕴和外在张力。这些年，大同的北魏明堂、北魏宫城等皇家建筑相继面世。与这些皇家建筑出土的80厘米长的大板瓦、24厘米直径的大瓦当相映衬的是工匠们在瓦舌、瓦面上刻写的大量文字。这些记名、记数、标记工程等级的文字，或篆、或隶、或草、或行、或楷，无不反照出拓跋王朝质朴实无华的社会风尚和奋发向上的勃勃生机。盖天保墓志书迹的雄浑宽博、古朴率真、神采飞扬，充分展现了北魏平城民间书体的特质。如果拿这种书体与当代流行书风相较，颇有一些相同之处。不同的是，古人有真胸怀、真情趣，讲求实用，崇尚天然，流行书体则往往出于意造，难免矫揉造作、扭捏作态。 三、定州大道与北魏太武帝东巡碑、文成帝南巡碑 盖天保“葬在台东南八里坂上，向定州大道东一百六十步”。 坂，自然是高坡了。定州大道，应该就是现今由大同市东南进入河北境内的203转382省道。这条道路的走向从北魏平城时期至今1500多年基本未变，即从大同向东南取道浑源、灵丘的唐河(古滱水)流域，然后沿太行山东麓南下直达定州，从代（蔚州）向东北则可经上谷（怀来）连接幽燕蓟辽，向东南可通青齐诸州以至再转河南和淮河流域，是贯通代北和山东的经济命脉，同时也是与南朝宋、齐往来聘问的必由之路。在史籍中，这条道路的名称有飞狐道、直道、莎泉道、灵丘道等。定州大道为诸籍所未闻未见，这方墓志揭开了这样一个历史真面：自平城直达定州的战略要道就称定州大道，而不是直道、莎泉道、灵丘道等异名或分段名称。 也就是在这条定州大道上，立有两通北魏皇帝出巡的名碑。   太武帝东巡碑 其一是太武帝东巡碑。北魏皇始三年（398），道武帝拓跋珪“车驾将北还，发卒万人治直道，自望都铁关凿恒岭至代五百余里”。这条直道主要是凿通中山以北的望都（今望都县）铁关至易县与涞源间的恒岭（五回岭）再向北入代（蔚县）凡五百余里的山路。《魏书·世祖太武帝纪》有一则太武帝沿直道出巡的记载：“太延元年冬十月甲辰，行幸定州，次于新城宫。十有一月乙丑，行幸冀州。己巳，校猎于广川。丙子，行幸邺，祀密太后庙。”正是这次出巡，留下了著名的《皇帝东巡之碑》。此碑立于太延三年（437），《水经注·滱水》云：“徐水三源奇发，齐泻一涧，东流北转，迳东山下。水西有御射碑……石文云：‘皇帝以太延元年十二月经五回之险邃，览崇岸之竦峙，乃停驾路侧，援弓而射之。飞矢逾于岩山，刊石用赞元功。’夹碑并有层台二所，即御射处也。碑阴皆列树碑官名。”林鹏先生《寻访御射碑记》说，他已从其家乡易县南管头村的井沿砌石中找到了下部残石，并说碑石上端仍淤没在南管头稍南漕河（古徐水）东岸的南画猫沟泥中。狼牙山东麓的群山险谷正是 “经五回之险邃，览崇岸之竦峙”之所在。   文成帝南巡碑 其二，文成帝南巡碑。《魏书·世祖太武帝纪》有太延二年（436）八月“诏广平公张黎发定州七郡一万二千人，通莎泉道”的记载。莎泉道在今浑源东南恒山山脉至灵丘县城附近，也就是由浑源、灵丘出太行山大道的西段。《魏书·高祖孝文帝纪》记，太和五年（481）“秋七月，发州郡五万人治灵丘道。”这次修的是东段，即自灵丘故城南至广昌（今淶源）的太行山谷，东出五回道与直道沟通。《魏书·高宗文成帝纪》和平二年（461）有一段文字是记文成帝往来灵丘道南巡的：“二月辛卯，行幸中山，丙午，至于邺，遂幸信都……灵丘南有山，高四百余丈。乃诏群官仰射山峰，无能逾者。帝弯弧发矢，出山三十余丈，过山南二百二十步，遂刊石勒铭。”《水经注·滱水》亦载此事：“滱水自县(灵丘县)南流入峡，谓之隘门。设隘于峡以讥禁行旅。历南山，高峰隐天，深溪埒谷。其水沿渊西转迳御射台南。台在北阜上，台南有御射石碑。”此石已于1985年在大同市东南的灵丘县觉山寺旁唐河岸上发现，碑名《皇帝南巡之颂》（图版亦见拙文《北魏平城书法综述》）。 最后，简单说一下盖天保墓砖反映的北魏葬制。盖天保墓葬的形制已无从知晓，但其志砖铭文却提供了一则有关葬制的宝贵资料，这在过去北魏志墓铭刻中也是不曾有过的： “墓中无棺木，西葙（厢）壁下作砖牀。” 墓中不设棺木，而以砖石垒砌砖床，将死者直接置于棺床上，这显然是北魏平城时期的一种葬制。何为棺床？顾名思义，它是墓中置棺之床。将棺木置于类似床榻的矮台上，显然比就地置棺或棺下垫灰进了一步，也向世俗化、生活化靠近了。然而，随着墓室的逐步扩大并向房室化、厅堂化发展，葬制也随之更多地再现着夙兴夜寐的现实生活。另外，人生被视为一场短梦，死亡是真正意义上的安息。于是空旷的墓室替代了局促的棺椁，床榻、灰枕也给行将就木者以精神的慰藉，因而这种葬制也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这时棺床便也变成了盖天保式的“砖牀”，还有一些是“石床”、“木榻”和“木床”。 在中国古代，墓葬制度总是与不同的社会形态密切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棺椁丧葬形制，是中国古代平等社会向等级社会过渡的产物和标志。而北魏平城时期的砖室无棺墓葬则为我国中世纪的棺椁制度增添了新的内容。考古资料证明，太和八年的杨众度墓是斜长坡墓道单室砖券墓，有床有棺。太和十六年（492）的盖天保墓也应为单室砖券墓，有床无棺。杨众度生前的建兴太守、灵关子为第四品中阶，盖天保的积弩将军是从四品。这是不是说，北魏的长斜坡墓道砖券单室墓及内设砖砌棺床的葬制，所对应的正是第四品秩官员呢？

（文章来源：《晋阳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