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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ook.sina.com.cn 2005年04月06日 21:15 新浪读书  

连载:中共无衔军事家   作者：少华   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苏区弥漫着“立三路线的残余”和“调和主义”倾向，整个工作自上而下陷于无秩序状态；

　　苏区党组织指导机关形同虚设，集体领导完全不能存在；

　　苏区政权内钻入了大批富农、地主和豪绅残余分子，执行的是富农路线；

　　红军行动方针不是由政治任务决定，而是被筹粮左右；

　　…… ……

　　他的结论是：皖西根据地目前的发展状态，纯粹是群众自发斗争的结果，苏区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和红军组织”，现有的组织要么充斥着大量的“阶级异己分子”，要么是些没有觉悟的农民，因此，需要推倒重来。

　　这个结论点燃了皖西特委的怒火。他们拒绝与沈***讨论问题，也不邀请他参加特委会议。

　　许继慎从没遇到过像这样下车伊始、非批即训的“中央领导”。他几次找沈***交换意见，指出由于处于反“围剿”的作战时期，根据地有经验的干部基本上都集中到了红军中，地方干部有许多是新近提拔起来的年轻人，对他们要耐心地帮助。他还好心地建议沈***多同驻军商量，因为根据地主要是红军开创的，这里的地方干部对红军十分信赖。他的这些建议根本不为沈***采纳。

　　1931年4月中旬，张国焘由鄂豫边专程赶到皖西与许继慎见面。他到根据地十几天，发现许继慎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许继慎是红四军中最能干的师长；曾中生指挥军事工作，非常重视听取许继慎和徐向前的意见，其信任程度可以用“言听计从”四个字形容；在皖西根据地，许继慎的威望高于党和苏维埃之上。为了取得许继慎的支持，张国焘伸出橄榄枝。

　　许继慎与张国焘相识已久，最早见面是在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当时，张国焘作为中央代表来到广州，执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政策，强迫在粤中央委员接受蒋介石所有条件，强制周恩来、许继慎等几百名共产党员从第一军退出。许继慎对张国焘的印象很坏，经常私下揭他的老底，说他是“老机”（机会主义）。

　　接风的宴席上，张国焘有意提起两人的交往：“继慎同志，你还记得南昌暴动吗？你有伤在身，是我作出的决定，在暴动前夕将所有受伤人员全部转移到外地。起义军南下后遭受大失败，两万人的队伍打得只剩下千把人，十死九伤。能够保住性命的寥寥无几。”他的意思是说，许继慎能够活到今天，应该感谢他的照顾。

　　“不能参加南昌暴动，是我终身的遗憾！”许继慎坦率地说：“军人以战死沙场，马革裹尸为荣，何况是这样一件震惊世界的伟大事件。你当时如果不把我送走该多好！”

　　两人就全局性的问题交换意见。随着交谈的深入，两人的神情都起了变化。

　　许继慎认为边区执行的路线是正确的，苏区根本不存在所谓“立三主义残余”或“调和主义”的问题；根据地党政军和群团组织都是土地革命过程中诞生和壮大起来的，是纯洁和可以信赖的，不存在“从头做起”或进行“彻底改造”的问题；中央代表应该尊重和团结根据地的领导人，不能盛气凌人，动辄“扣帽子”、“打棍子”；红军部队要波浪 式地向外发展，在发展中解决根据地面临的问题，不能固守不出；土地政策要切合当地情况，要对地主、富农采取给出路的政策……

　　张国焘的脸色越来越难看。许继慎虽然批评的是沈***，但锋芒却深深地刺痛了张国焘，因为张国焘与沈***所持的都是相同的观点，他们的使命就是贯彻执行许继慎所反对的政策。

　　令张国焘反感的还有一点，就是许继慎爱谈政治问题。不仅爱谈，还十分在行。张国焘最欣赏的将领是埋头打仗、不插手政治的军官。

　　失望的张国焘意识到许继慎不仅不是可以倚重的同路人，而且还是坚定的反对派。他对沈***等人说：“许继慎是个才华毕露的人，爱谈政治，他的观点要不得。”

　　张国焘、沈***虽然都把许继慎视为推行“左”倾政策的主要障碍，都想削弱其权威，但是，两人的策略完全不一样。

　　沈***虽然“左”得出奇，但为人正派，希望通过正常的党内思想斗争，采取辩论、说服甚至是交锋的方式，公开地纠正他认为不正确的行为或倾向。他的问题主要出自教条主义上。

　　张国焘坏在人品上，他在党内的资历老，他“不老实”名声和擅耍权术的特点也是人所共知。他早就盘算过了，自己和沈***一样，在军事上一窍不通，如果在军事方针、行军作战、部队训练上攻击许继慎，那是自取其辱。在政治上寻找突破口同样行不通，许继慎是老党员，经历过历次党内斗争，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而且他所坚持的一些观点代表了苏区大部分干部的意见。张国焘出人意料地把攻击方向定在了许继慎的所谓“个人生活作风”上，因为这是最容易败坏一个人形象和最说不清的事情。他有意将一些子虚乌有的所谓“事例”通报给沈***，要求沈***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带头“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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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中共无衔军事家   作者：少华   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由张国焘导演的总攻击在苏区党员代表大会上达到高潮。

　　1931年6月下旬，在鄂豫皖苏区首府新集，全区党员代表大会隆重召开。军队连以上干部和地方负责人共有九百余人出席会议。这次会议实际是张国焘到根据地后主持召开的一次全区干部大会。会议的主题是讨论根据地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

　　“同志们，不要把视线全部集中到军事战略和政策、法令这些所谓大问题上。其实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鸡毛蒜皮的小毛病，如果不及时解决也会酿成大错，比方说，部队中的游击习气、生活作风等。”张国焘有意抛出话题。

　　沈***推上炮弹就开火：“说到部队中的军阀作风、土匪习气，许继慎同志应当反省自己。别的方面不说，单就对待妇女的态度，你就做的不好。”他逐一转述张国焘说的那些“事例”，然后厉声质问道：“有人反映，你有许多姘头。在你的姘头中，是否有有夫之妇？是否有被强迫的？这种行为是否破坏纪律？这是不是土匪的享乐主义？又是不是军阀横霸的习气？这配做一个中共党员和苏区的高级将领吗？”

　　对于突如其来的攻击，许继慎始料未及。他一一驳斥所谓的“事例”，反复强调：“我是老党员，又是北伐老战士，对于党纪军规向来是严格遵守的。说我强奸妇女或乱搞姘头，纯属诬蔑，我要求组织澄清这些问题，如果证实是我所为，请给我处罚。”

　　在党的大会上以虚假的事例公开指斥高级将领，这在鄂豫皖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会议像泼了水的油锅，顿时乱成一团。

　　一些不明真相的干部纷纷发言，提出批评意见。会议“揭批”的对象越来越广，许多师级干部被点名，军委分会主席曾中生和军政委余笃三被指为有纵容之责。

　　这正是张国焘的意图。他就是要打击以曾中生、许继慎为代表的党内抵制“左”倾政策的反对派。

　　与此同时，沈***等人随意诋毁高级将领的做法，也引起了绝大多数主持公道干部的义愤。他们向张国焘提意见，要求公开说明许继慎等人被冤的实情、公开批评沈***，纠正党内斗争中这种极为恶劣的先例。

　　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曾中生一向态度鲜明，这次也不例外。他直截了当地说：“这次会议出现了很不好的苗头。沈***闭着眼睛念经，根本不了解苏区的实际，他所提的见解都是照抄照搬的教科书，特别是他在党内动辄给人戴帽子、打棍子，已经引起本地干部的强烈不满。他脱离这次会议的主题，收集道听途说的传闻来攻击许继慎，应该公开批评。党内不能开此先河！”

　　张国焘见曾中生批沈***偏离会议主题，也拿会议主题做文章：“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反‘立三路线’和‘右倾政策’，不应当转移目标去批评沈***。他最多不过是缺乏经验，说话有时不完全恰当，这是可以谅解的。目前大敌当前，应该一致对外，希望继慎同志不要心存介蒂。”

　　许继慎心里明白，把炮放得山响的沈***只是书生意气，而不动声色的幕后主使则是这位“钦差大臣”。为了红军的事业，他决定忍辱负重，表态说：“自参加革命那天开始，我就将个人的生死荣誉抛在脑后。对于***同志、国焘同志，有意见我还是会提的，但组织的决议我保证无条件地执行。我现在只想一件事，就是上前线，打胜仗。”

　　1931年夏，中央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正处于最紧张的时期，中共中央要求各战略区域的主力红军立即采取军事行动，援助中央根据地。7月上旬，鄂豫皖苏区军事委员会在商城余家集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红四军行动方针，史称“余家集会议”。

　　会议在余家集一个祠堂举行，十几张条凳围着一张八仙桌。张国焘坐在正中的一张太师椅，发表“高见”：“援助江西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斗争是我们当前刻不容缓的政治任务。大的任务定下来后，现在要讨论的就是如何援助。我考虑了几天，可以说忧心如焚、寝食难安，我想起了孙子的一句名言：‘击敌之所必救’，也就是说要想办法让围攻中央苏区的敌军回撤。怎么才能迫敌回撤呢？攻击蒋介石的老巢——南京。我的计划是这样，红四军先打英山，然后出潜山、太湖，打下安庆，再进击南京，抄蒋介石的老窝！”

　　他的建议令红四军将领目瞪口呆，曾中生、徐向前不停地摇头，许继慎更是按捺不住地发出冷笑。

　　“继慎同志，你笑什么？”张国焘恼怒地问道。

　　“张主席，你看过皖西的地图没有？”许继慎直接戳到张国焘的痛处。他一边在地图上比划着，一边说：“从英山到安庆，仅直线距离就有四百多里，其中大部分都是白区，沿途还有两个旅以上的国民党正规军需要扫除。杀敌一万，自损三千。除去战斗减员外，我们从英山东出，每攻一地，都需要留兵镇守，这样逐次减兵，还能有多少兵力可以攻击安庆？根据我的计算，即使红军能够顺利冲到安庆，手上能够运用的兵力也只有两三个团，用两三个团去攻打敌人重兵设防的大城市，能有多少成算？恕我说句不客气的话，东出计划是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冒险计划，纯属纸上谈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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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中共无衔军事家   作者：少华   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辛辣的语言，像鞭子一样抽到张国焘的脸上，平时看不出春夏秋冬的大方脸上红一块白一块。他强压住心中的怒火，说：“既不能光听我的，也不能光听你的，还要听听大家的，都说说吧。”

　　曾中生、旷继勋、刘士奇、徐向前、周维炯等红四军将领都不同意东出计划，他们一致赞成曾中生提出的南下老苏区——蕲春、黄梅、广济的计划。只有沈***、陈昌浩极少数人


维护东出计划。

　　张国焘被激怒了，为维护自己遭到挑战的权威，动用所谓“书记的最后决定权”，拍板决定红四军立即执行攻英山、出潜太、进逼安庆、威胁南京的东出计划。会后，他改组了红四军，任命徐向前任红四军军长，曾中生为政委，刘士奇为政治部主任，刘英、周维炯、许继慎分别担任红十、十一、十二师师长。

　　7月下旬，红四军集中三个师共五个团的兵力从商南向皖西开拔。8月1日，兵抵英山，向县城发起攻击。英山城虽然只驻有国民党一个团及反动民团一部，但依山建城，城墙高陡，易守难攻。从拂晓到午后，红军从西、南、北三个方向围攻，只占领了几个城外据点，进展不大。这时，许继慎来到军部指挥所：“三面用兵，不如一面用强。我建议把攻城兵力集中到城西北，只要能打开一个缺口，敌军就会土崩瓦解。”

　　徐向前眼睛一亮。县城西北方向有船形山和凤形山，居高临下，距城又近，只要攻下这两个制高点，就可以控制大半个英山城。于是，当即调整兵力。下午四时，红军以一部佯攻城北，集中主力从西北突破。许继慎率领红十二师冲在最前面。这个师的战士大半是皖西子弟兵，熟悉这里的地形。仅用了两个小时，红军即消灭守城官兵一千八百余人。

　　首战告捷后，军部不见一丝喜色，反而气氛凝重，冒险的东进计划压得大家喘不过气来。曾中生、徐向前、许继慎等人反复交换意见，觉得不能明知东进是火炕还往里跳，为了红军的前途，应该改变行军计划，向地形、民情都更加适宜作战的蕲黄广地区前进。根据多数红军将领的意见，曾中生作出决定，红四军停止东进，转而南下。8月2日，曾中生、徐向前令许继慎率十二师留守英山，巩固后方，自己带领红十、十一师向南进击。南进途中，红四军将改变军事计划的情况及理由向中共中央和鄂豫皖中央分局作了详细的报告。

　　战事证明，实施南下作战是英明的决策。红四军在一个月内，横击浠水，回扫罗田，突袭蕲春，进驻广济，连下四城，兵临长江，不仅歼敌五千余人，而且还将蒋介石准备派往中央苏区执行“围剿”任务的徐源泉第十军钉在长江北岸，动弹不得。但是，张国焘却为红四军公然违抗他的命令而暴跳如雷。他迅速召集中央分局成员开会，指责曾、徐“公开抗拒分局命令”，“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就在这时，一位随军出征的省委委员从前线捎来密信，毫无根据地告发曾中生南下蕲黄广的真正目的是准备将红四军拉过长江，带往中央苏区。

　　“他们好恶毒呀，这是想叫我们变成孤家寡人当国民党的俘虏吗？！这是通敌行为！”张国焘急得直跳脚，深悔将兵权交给曾中生：“在这次反党事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曾中生、许继慎。徐向前军事上可以，但政治上不坚定。目前的燃眉之急是撤销曾中生的职务，把部队拉回根据地。”

　　暴怒之下，张国焘还不失冷静。他用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军委会的名义命令曾中生：“信到三日必须立即北返，曾中生同志全盘负责其事。至于是非曲直，待北返后面商。如果继续踟蹰不返，后果将由曾中生全部承担。”

　　接到鄂豫皖中央分局的命令，红四军被迫北返。在英山城外，许继慎率部迎接军部时，诧异地问道：“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曾中生掏出中央分局的指示信递给他。在信中，中央分局指责红四军南下行动是对上级领导“公开的抗拒”，“把红军行动与土地革命隔离”，“原则上是根本错误的”；红四军与中央分局的分歧不是军事策略上的分歧，而是原则上路线上的分歧。